如秦山一期总设计师欧阳予、秦山二期总设计师叶奇蓁、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等，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叶家明”，个个真“才”实“料”，正是他们勇挑技术大梁、努力超越现实困境、接力奋斗，才实现“中国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核电站”的强国梦。
不信请您往下阅读，每一位都有图有真相。
1、欧阳予，在“冷风”中设计出第一座核电站
欧阳予（中）在工程现场
欧阳予院士从小就对电感兴趣，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电机系。之后留学苏联，学习的是自动化。
他的一生都在与反应堆打交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年才30岁出头的他就负责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生产堆。
1971年10月的一天，在湖北“五七”干校喂了两年猪的欧阳予突然接到二机部发来的紧急电报，让他马上回京。他默默地回到住处，换了一套半新的中山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随后，他又带领二机部的13名科技人员，迅速到达上海，全面负责起我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
邀请彭士禄“去上海放一炮”
欧阳予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难题就是核反应堆堆型的选择。面对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以及可借鉴一手资料少之又少的情况，欧阳予毅然决定自主攻坚。当时上海方面已经搞了一个熔盐堆型方案。
但其时世界上熔盐堆还处在基础研究阶段，离建工程还有很大距离，而压水堆型核电站当时占据了世界已建核电站的一半以上，从技术上来讲，是迄今国际上最为成熟的堆型，而且我国核潜艇用的就是压水堆，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
“应当放弃熔盐堆，选择压水堆型！”欧阳予说。但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考虑到自己“臭老九”的身份，他就赶到北京，向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工程师彭士禄请求支持。
“老彭，你是根正苗红的人，便于发表意见，到上海去帮我说说话吧。”彭士禄很同意欧阳予的看法，说“那我去上海放一炮吧”，便去了上海。
1974年3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彭士禄与欧阳予拿出大量设计图纸，外加一个有机玻璃制作的压水堆模型，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汇报。
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带病主持的最后一次关于核工业的会议。他专心地听着汇报，对每一个关键点都仔细地提出问题，在核电站模型前边看边问，足足站了10分钟。
这次中央专委会最终批准了欧阳予及其同事们的建设方案和设计任务书，确定了我国大陆首个核电站——位于浙江的秦山一期核电站采用 30万千瓦压水堆方案，即“728工程”。
为秦山一期设计了“四道屏障”
随后，欧阳予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第一座核电站的设计建设中。
“从1971年到1991年，整整20年。这20年里，最难的不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是人的困难，尤其是那些给我吹冷风的人。我不断地听到一些人说，买一个国外的技术多简单，我们国家自己能搞出原子弹来，但不一定能搞出核电站来。还有些人说一定搞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在心里就想：‘你放屁。’我总会咬紧牙关，坚信我们一定能搞出来。”多年前，欧阳予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他带领技术人员，从零开始，在迷宫般的未知领域中摸索、探求着所需要的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和设备制造样件，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试验、分析论证和设计研究。
核电站的核心是反应堆，而反应堆的核心部件是核燃料组件。它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各有核国家都严加保密。欧阳予只能带领大家来啃这块硬骨头，一点点收集资料，一次次分析讨论。
他觉得当时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燃料棒有缺陷，就指导燃料组件的攻关和实验，后来终于取得成功。
实践证明，他们首次设计研制的核电燃料组件性能良好，满足了秦山核电站的技术要求。
正当秦山核电站进入热火朝天的安装阶段，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消息传来，欧阳予心里很清楚“安全”这两个字对核电站的意义所在。从一开始，周总理就提出过要求：“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
欧阳予组织工作团队为秦山核电站设计了三道安全防护屏障。为防止操作失误的发生。他亲手制定了“第四道防护屏障”——安全设计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
1989年4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了美国、日本、法国等8个国家11位资深核电专家，到秦山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运行前安全评审，结论是：“没有任何会危及建造完成和建造后电厂启动的安全问题。秦山将是一座安全的高质量的核电厂。”
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中国大陆没有核电站的历史被改写。
2、叶奇蓁，退休年龄开启自主商用核电建设
叶奇蓁在秦山核电主控室
2014年，叶奇蓁院士在自己80岁寿辰许下生日愿望：“再干10年！”
彼时，中国三代核电的发展正经历崎岖坎坷，而自主技术“华龙一号”尚不知能否顺利落地……干了一辈子核反应堆的叶奇蓁那时想着，再帮着托举10年，等自主三代核电走上正轨。
就在那年11月，国家能源局给予批复：“华龙一号”落地福清核电5、6号。
听闻此消息，叶奇蓁欣慰地奔向新的人生目标。
亲历大轰炸，了解到电力对于国家的重要
1950年，当时正在读高二的叶奇蓁亲历了上海现代史上著名的“二·六”大轰炸，并在老师组织下参观了遭轰炸的杨浦发电厂，那时候起，他明白了电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1951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电机系。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叶奇蓁和系里另外三位同学，公派苏联留学，到知名的莫斯科动力学院专攻远距离输电。
从苏联获得电力系统专业副博士学位归国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紧张。回国后，叶奇蓁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被分配到电力行业工作，而是在北京的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等了好几个月之后，忽然被通知去二机部报到。
二机部把叶奇蓁分到十三局（后来的二院）工作。报到第一天，当时仪控专业的技术负责人对他说：“你在苏联学的是电力系统控制，控制很重要，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我们是干什么的。”
“那时候，苏联专家对我们有所保留，把反应堆的各个系统都分到不同楼层的办公室，每一层都有警卫人员把守，大家只能拿着通行证进入自己的楼层，做自己的工作，其他楼层的人在做什么相互一概不知，也不能打听。我当时在四楼办公，只知道我们楼层是搞控制系统的，但是不知道我们是要搞反应堆的控制系统。上下层的工作沟通，都是苏联专家在做。”叶奇蓁回忆道。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逼得中国人只能自己搞研发，重新学习，从头做起。叶奇蓁与反应堆、核电就这样神奇地结下了缘分，余生都与之相伴同行。
转战数十载，60岁迎来人生高潮
接下来的几十年，从繁华都市到西北边陲，从戈壁荒滩到群山峻岭，在核工业生产、建设的第一线，都留下了叶奇蓁匆匆的足迹：参与我国第一座生产堆的设计、调试和启动、直到满功率才离开工地；担任过生产发电两用堆设计总工程师，主持过洞体的改进设计，汽轮发电机的选型和技术要求编制，以及原子弹的防护研究；担任核工业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而他自己也没料到的是，人生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
在主持筹建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并任所长期间，叶奇蓁组织开发了计划协调技术应用软件，为我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编制了工程网络计划，指导了工程建设。
1986年，二机部两位副部长找叶奇蓁谈话，安排他主持秦山二期的技术工作，第二天就去参加并主持对德谈判，叶奇蓁从核工业计算机研究所调到秦山二期。工程启动后，他成为负责秦山二期工程的总设计师。
“承担这个项目时，我52岁，按计划到我60岁退休时，核电站应该建成了。没想到，工程起步异常艰难，从立项到开工就历经了8年，从中外合作到自主设计，正式开工时我已经到了60岁退休年龄了。”叶奇蓁受访时说。
在筹建秦山二期工程中，他主持可行性研究，总体设计及重大技术方案的审定，提出堆芯设计方案，为节省厂用电在国内首次实施核岛、常规岛不同厂坪标高的设计方案等。处理协调了大量接口技术问题和施工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为秦山二期1号机组提前投产和2号机组建设努力推进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时，叶奇蓁看到参与秦山二期设计和建设的主要技术骨干都接近退休年龄，与新一代的技术人员相差有十到二十岁，如果都按时退休，工程就无法继续，于是对秦山二期的董事长说：“秦山二期建在断层上，不是地质断层，而是年龄断层，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努力培养年轻人，才能顺利建成秦山二期。”
叶奇蓁这一代人一干又是8年，直到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自主管理运营的第一座商用核电站建成。所以，秦山二期也因这一特殊性培养了很多新一代核电设计建设的技术骨干。
3、邢继，亲手“绘”出中国自主三代核电
邢继（左三）在和团队讨论
“我们能够自己研制出‘两弹一星’，为什么就不能自主研制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核电站？”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没想到，为了求解这个问题，他用了34 年时间。
从当“小学生”做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陆续筹备、设计、建造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当时，邢继还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的一名大学生，那时的他，便立志要为核动力研发这项面向未来、强国富民的工作奉献终身。
1990年，在中国核电工程公司工作了两年多的邢继，被派到法国著名核电公司设在深圳的现场技术部担任工程师。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核电设计图纸，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设计管理体系。那时的他甚至整个中国核工业，都只是“小学生”——没有高标准的设计，装备制造水平也十分落后，甚至连符合法国技术要求的水泥、钢筋等基本材料都需要进口，核电人才的匮乏更是超出想象。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两条腿走路特别不容易。
在国际合作中，一向温文尔雅的邢继有过一次“十分生气”的经历。一次，他发现某个型号的转让技术资料不完整，请对方项目经理来讨论如何补充完善，同时商量怎么让中国工程师尽快掌握技术，进行自主设计。
外方项目负责人的傲慢让邢继至今记忆犹新：“这很容易，让你们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打开复印机，就学会了。”
换句话说，直接抄图就行，没有必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邢继回答：“如果你不打开你的‘黑匣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技术转让。”这次冲突让邢继体会到，即使缴纳了高昂的学费，老师也不是真心想教会学生。
“问题”靠自己解决
在经过了大亚湾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的磨砺之后，2005年，邢继成为了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岭澳二期核电站项目的总设计师。但岭澳二期的两台百万千瓦级机组，使用的仍是法国技术。堆芯设计，特别是燃料元件设计制造技术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让主持该工程设计的邢继有些遗憾。
“就像出国需要签证一样，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进方式，只是从国外买技术和设备，不可能掌握核电的核心技术，也不可能实现出口。”邢继心里憋着一股劲。他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建造一座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并管理运营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在邢继与团队共同的细致工作下，岭澳二期核电站如期建成，首次实现我国百万千瓦核电站的自主设计，为我国此后批量化自主建造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奠定了基础。
岭澳二期核电站实现并网发电后，邢继开始担任我国自主研发具有三代特征核电技术CP1000的总设计师，原本这个项目将在2011年年底开工建设。但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CP1000工程被国家紧急叫停。总设计师邢继以及他的团队陷入了沮丧。
但“叫停”是对核电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党和国家紧急推动已经提前布局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CP1000的自主研发。
汲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满足国际上最高的安全标准，这是邢继定下的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也是让整个团队很快摆脱福岛核事故阴霾的方式。
改进方案之一，是增加了一项重要创新——非能动安全措施。然而，此前我国核电站非能动研究技术基础薄弱。改进方案执行之初，就遇到了很多技术瓶颈。邢继坦言，当时想过找国外合作伙伴来共同解决技术问题，但碰了钉子。
在邢继位于北京航天桥附近的办公室里，一家长期合作的国际知名企业负责人提出合作条件：“ 你们必须把整个型号拿出来共享。”这意味着我国将失去对型号的主导权。邢继选择了放弃合作，转而组建一支研发团队进行自主攻关。
比如他们设计并建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综合试验台，模拟事故后的反应堆厂房， 进行了全面的实验验证，以确保设计可靠性。一步又一步，一关又一关，研发团队硬是用几年时间啃下了“硬骨头”。
当那位外企负责人再次来到邢继办公室， 表示可以无条件继续合作时，邢继回答：“上次那个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了，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合作。”
从求合作到被求合作，邢继的想法更坚定了：用开放的姿态推进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国际合作，但首先要坚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ACP1000就是后来中国核电品牌“华龙一号”的前身，“华龙一号”意为“中华复兴、巨龙腾飞”。作为“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邢继通过“能动与非能动”、双层安全壳等安全手段和技术设计，使之具备了目前世界核电领域的最高安全标准。
蓄势多年，2015 年 5 月 7 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在福清正式开工，现场欢腾，掌声震天。喜欢绘画的邢继终于看到手绘的核电站画面变成了现实。中国自主三代核电突围战进入冲刺阶段。
2021年1月30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在完成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之后，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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