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何梁何利基金2021和2022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核工业功勋奖章获得者，核武器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据悉，由中核集团评选出的71位核工业功勋中，多人都曾获得过何梁何利奖。其中，1994年，87岁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当时叫“优秀奖”)另外，我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曾两次获何梁何利奖，一次是于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另一次就是众所周知的，于2017年获得该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13年，《中国核工业》杂志记录并刊发了胡思得院士的口述，以下为摘编内容：
《见得•思得•值得》
我的名字
胡思得这个名字，是父亲请一位老先生取的。先生说《论语》里写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得”二字由此而来。
然而我小的时候却并不喜欢学习，很贪玩。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钓鱼。3尺钓竿，一根丝线，大家盯着水面的浮标，很是无拘无束。那个时候，上课我不认真听讲，下课写作业我也不用心，早上邻居的小朋友已经开始晨读了，我还在酣睡，所以成绩总是很差。小学毕业时，全班有63个学生，我考第62名。
所幸，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到浙江省很有名的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这所学校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初一时，我因考试不及格从秋季班留级到了春季班。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学校里召集学生们报考军事干校，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了名，不想却因为体检时说我鼻子有问题而落选。
这件事情让我开始觉悟：参军没有指望了，以后想要为国家效劳，就得好好读书，不能再这么玩儿下去了!到了初三的时候，我的成绩开始好起来，赶在毕业前又从春季班跳级回到了最初的秋季班。
高一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我学习成绩。我们学校有位数学老师，叫蔡曾祜，号称“蔡代数”。他因材施教，把全班同学分成3个小组。学习好的人放在1组，一般的放在2组，最差的放在3组，依照不同程度来安排各组的练习题目，而我就在第3组。奇怪的是，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一名。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考了75分，而全班只有3位同学及格。蔡老师很生气，上课时把大家训了一顿，却惟独表扬了我。“你们看，第3组的胡思得这次考得最好。”蔡老师治学严谨，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本身也很严厉，学生们都怕他，他轻易不表扬人，而我却在班上第一次得到他的表扬。我心里暗自下决心，今后要拿出好成绩，要对得起老师的表扬。其实，很多时候人是需要一点表扬的。
那之后，我对代数产生了兴趣，成绩很快就提高了，老师把我调到了1组。我做代数作业的时候，不仅把1组的题目做完，还主动把2组、3组的题目也做完，这些还不够，我又拿来当时的《数学通报》做上面各种各样的怪题，兴趣越来越大，成绩也越来越好，过了一年以后，我就成了数学课代表，同学们都称我是蔡老师的得意门生。人一有兴趣，劲就来了，勤奋就不会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
胡思得(前排右一)在高中时期
我的大学
高考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原本把数学作为第一志愿，但高考时几何题没做好，把数学成绩拉下来了。但是物理成绩却考得很好，特别是最后一道题，许多同学都没有做出来，而我做对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我被录取到物理系。时至今日再想，我觉得能与物理结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在复旦读大学期间，对我人生最有意义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独立思考。临毕业前的那段时间，许多同学都去大炼钢铁。校领导考虑到学校要筹建核物理系(后称物理二系)，决定把理论物理专业的毕业班同学留在学校，筹建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设计实验。我和小组同学一起去拜访了卢鹤绂先生，请他指点。卢先生推荐我们做记录宇宙射线粒子用的小气泡室。
他说了基本原理，其余的要我们自己去摸索。经过短暂的调研，我们制定出了实验方案。在蔡祖泉老师的安排下，有一位年轻的师傅，帮我们吹了许多玻璃的气泡室。做实验时需要有降压、照相等一些关联的动作，本来这些动作的配合要求是非常精细的，但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照了几百张的照片，大都是空白，只有一次照到一张有很漂亮直线的照片。还有一张比较模糊，似有似无的样子。这两张照片给大家带来不少快乐和鼓舞。
这件事培养了我独立思考、敢于去闯的精神，改变了我曾经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过去都是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先把条件都给你安排好了，叫你依样画葫芦。而卢先生鼓励大家独立思考，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动手创造条件。
邓稼先给了我一本全国唯一的书
大学毕业分配，我和其他5个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二机部，当时我们连二机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到了二机部后，正赶上第二天参加国庆游行，我就很开心地去了天安门，想看看毛主席长什么样。游行回来后的半个月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看报纸。等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到齐后，宋任穷部长接见我们，跟我们说：“我是个穿军装的，搞技术要靠你们了。”
我还是不知道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在走廊里遇到一个从南京大学毕业的同学，问他，他也不知道，但他告诉我钱三强先生是我们的副部长，我们一想钱先生是研究核物理的，大概二机部跟核物理有关吧。
又过了几天后，干部科的人带我们三个毕业生去邓稼先先生办公室报到，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两个人。邓先生让我们坐下后，就给了我们一本书让我们读，那是一本俄译本库浪特和弗里特里希合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全国只有一本，听说是钱三强先生从苏联带回国的。
一本书，我们6个人都要看，于是大家就想办法自己刻蜡纸复印，里面有些图都是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大家就坐在一块儿，将外文资料中的每一个生词划出来，分头去查字典，再凑起来，琢磨全句的意思。就这样日以继夜地学，礼拜天也不休息。
过了好长时间，邓先生什么都不让我们干，只让我们看书，我们还是不知道来二机部到底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开始闹情绪了。后来邓先生把我们几个找来谈话，说是我们国家要搞原子弹事业，但让我们一定要保密，谁都不能说。当时听了后，心里特别高兴，也感到骄傲。
原子弹事业最初起步的那段日子，条件确实艰苦，但大家精神头很足。到1960年、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很多人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到晚上10点把这些浮肿的病号赶回去休息。到12点钟时，把所有人都赶出办公室。但实际上呢，大家无论是病号也好还是一般同志也好，到外面转一圈，等书记走了以后，又回来了。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干。
我还记得当时邓先生住在北医宿舍，他平日里骑自行车上下班，北医宿舍到了晚上11点后就会拉起铁丝网，我们几个学生就一起送邓先生，他先爬着翻过铁丝网，我们几个再把自行车给他递过去。
说起邓先生来，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当时北京的冬天冷得不得了，手拿出来都冻僵了。到休息的时间，大家都到街对面的副食商店去烤火，那里生着炉子。有一次，忽然进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邓稼先。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博士，是第一个分到我们单位里来的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他的房间里也没有暖气和电炉，也冻得只好来烤火。我们想，这么大的专家都跟我们一块儿烤火，那我们这点苦算什么?
三位院士与邓稼先雕像合影，左一为胡思得
黄祖洽教我领悟专家的思维特点和学术技巧
对我而言，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二机部，在九院能有机会与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科技精英在一起工作，接受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与这些大家在一起工作，我最能感受到的氛围便是学术民主。
对于我们来讲，研制原子弹这份事业是摸着石头过河。苏联专家在的时候，曾给部、局领导进行科普，讲解什么是原子弹，讲过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我们要设计自己的原子弹不能照抄这个模型，因为用的核材料不一样。但为了掌握设计技术，先得要算对这一教学模型。于是我们自己建立物理方程，寻找合适的物理参数和计算方法动手计算。
开始阶段我们的计算结果与这一教学模型符合的很好，但算到一个关键位置时，发生很大的差异。为了寻找差异的原因，从各个领域调来的专家和我们这些大学生一起进行探讨。每次探讨，每个专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看法和建议，有时候争论的还很激烈，我感觉大家的智慧都是在这种激烈的争论中给激发出来的。每次讨论之后，根据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启动新一轮的计算。
记得原子弹内爆过程一共算了9次。刚开始，我们总是怀疑自己算错了，不知有什么重要因素没有认识到。但算了9次后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计算过程并没有错。那个时候计算机是手摇式的，很费时间，整个内爆过程算完一次需要2-4周。当时我们24小时三班倒，9次算下来共用了半年多时间。
到后来，周光召从国外回来参加我所工作，他很厉害，对手摇式计算机也熟悉，他亲自演算一遍发现我们计算的结果没有错，那就要怀疑苏联专家的那个结果是错的。这等于说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专家来否定苏联原子弹专家的数据，这谈何容易呢!周光召从热力学最大功原理出发，证明确实是苏联的数据不对。困扰我们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件事情树立了大家的信心，大家开始觉得我们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的。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和黄祖洽去散步，谈起了这段日子专家们为一个计算结果反复讨论的这件事。老黄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参加讨论会，不能光看热闹，不仅要注意每个人发言的内容，还得从他们的发言中悟出每个人的思维特点和学术技巧。你看，彭桓武先生有著名的3≈∞公式，即把两个待考查因素的影响作比较，如果比值大于3，就暂不考虑分母的因素，把复杂问题大大简化;程开甲和周光召则擅长用勒让德函数展开和微扰法，取零级项、一级项、二级项来分解问题，分别列出方程求解，很快能给大家一些明确的概念和思路。而何祚庥呢，他却能在激烈的争论中，冷静地思考各方的主要论点，去其偏颇，突出合理的内核，引导出一个更为完美的意见，他常常能取各家之精华，求同存异，做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小结，或提出下一步需深入思考的问题。老黄说你要特别细心去观察、思考每一个人的特长，把这些本事都学到手了，日后你可就会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啦。
参加核试验的理论家们
黄祖洽的这席话，对我触动很大，尤其是我后来走上院领导岗位后，清醒地意识到领导从事核武器研究这样集体性很强的科研群体，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发现每个人的优点，然后安排工作。尽量让他们在合适的场合、给合适的机会去充分施展他们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周光召教我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这个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周光召比我年长六、七岁，更像我们的兄长。为了让我们理论上有充分的武装，老邓和光召分别给我们组“吃小灶”，每星期给我们讲两、三次课。周光召讲课从不用讲稿，信手写来，由近及远，一气呵成，令我赞叹不已。
1963年开始，我们小组要去青海的实验基地，临别前周光召叮嘱我：“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 周光召的话，我牢记在心，也使我受益匪浅。
胡思得(右1)陪周光召考察
从1963年起，将近4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实验基地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验和生产现场，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接触到很多实验科学家、工艺专家和生产人员，听到他们对理论方案的各种意见。我们在一起还常常共同设计实验，有时我们还有机会亲自动手安装和计量实验装置。这些经历对于大家丰富和完善原子弹的公差设计和聚焦理论方面有很大帮助，也对后来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带来某一关键技术上出现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后的工作中，每当实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既不沮丧也绝不轻易放过，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和精度，努力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相统一。每当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和理解，心中那特殊的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
核试验前，朱光亚对胡思得(右)面授机宜
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人生经历，我大学一毕业能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参与我们国家核武器的研制，能为我国国防事业做一点事情、尽一点力，这一生不仅仅是无怨无悔，而且是非常值得和引以为豪的。
胡思得(左)与于敏(中)、胡仁宇重访核试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