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定：“叫我‘王老师’，听了才高兴”

核工业功勋人物、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王方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参与创建了我国核试验放射化学诊断技术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他在乏燃料后处理、放射化学、裂变化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我国核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院士身上的一些品质值得我学习一辈子。”这句话在王方定的同事和学生中被多次提起。他们都被王方定艰苦奋斗的精神、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对党矢志不渝的赤子之心所折服。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的王方定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关心着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并热衷学习新事物，就如同他喜欢的那首歌里唱的一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6年内辗转飘零4次搬家

王方定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四川自贡。王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王方定的父亲王道周有着强烈的富国强兵情结，对火药制造特别钟情，曾去日本留学选择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火药科学习。王方定的母亲杨肇华出生在潼南县的杨氏大家族，虽为全职主妇，但眼界开阔，十分关心时事。

1928年12月21日，王方定出生在辽宁沈阳。由于同年12月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形式上结束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王道周给儿子取名“方定”，寓意“方今天下已经安定”。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天下安定”只是百姓的一厢情愿。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三岁的王方定随家迁往上海，但立脚未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王方定一家又搬到南京。1935年初，王家再度迁居上海。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王方定一家又被迫逃难，经香港，绕道越南，辗转昆明、成都，直到1938年春天才回到四川自贡老家。

从1931年到1937年短短6年间，因日寇侵华，年幼的王方定随家人从东北流亡华东，再回到西南老家，辗转流离，历尽艰辛。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永远深深铭刻在王方定心里。

2、童年养成的阅读习惯伴随一生

读书是伴随王方定一生的爱好，这与他的家庭有莫大的关系。王道周曾花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给王方定买了《少年百科全书》(共9册)。其中，王方定最喜欢的是文学卷。里面选录了莎士比亚、雨果等世界文学巨匠的作品。

母亲杨肇华与当时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同，她关心时政也热爱文学，常带着王方定去看一些进步的话剧，比如《钦差大臣》、《太平天国》等。杨肇华还给儿子订阅了一些杂志，王方定也跟着母亲读文艺期刊《宇宙风》和《良友》画报。后来，杨肇华不断拓展王方定的阅读范围。到小学三年级时，母亲还给王方定买了《大学文学读本》和《三国演义》，王方定都读得津津有味。

就这样，读书成为王方定的生活习惯，有了时间最爱钻图书馆看书。

3、因体育“短板”错失优等生

尽管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但王方定仍能在各个阶段接受当时最优秀的教育。

王方定曾辗转读过6所小学，其中当属上海的位育小学师资条件最好。刚转入位育小学时，他的学习跟不上老师的要求。但他上课专心听讲，课后积极完成作业，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补上了差距。在这里，他完成了从二年级到三年级的两年学习生活，在这里打下的良好基础，使他在以后的小学学习中，始终保持班上最好的成绩。

后来，王方定曾先后就读过三所中学。其中1943年春，王方定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开始初二下学期学习。当时的南开中学采取淘汰制，到了期末，成绩靠后的人就要被淘汰，这样空出名额来招新生。与王方定一起考入的12个同学，到初中毕业时有10个人都被淘汰了。

1945年初，王方定转学到自贡蜀光中学学习。蜀光中学十分重视学生身体素质锻炼。高中毕业时，王方定虽然文化课成绩不错，但是体育课成绩不及格。根据规定，体育补考要求横渡游泳池，可是王方定不会游泳，没有参加补考。最终在毕业生全部离校后，体育老师罚王方定留在学校做早操。也正因为体育不及格，王方定没有被评为优等生。

4、大学毕业就与放射化学结缘

1948年夏，王方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1949年1月，他办理休学返回了自贡。1950年夏，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大学化工系。那时，西南地区最好的大学就是重庆大学。

1953年夏，学校组织学生填写工作分配志愿。王方定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他认为，什么地方最没有人愿意干，而组织最需要的，自己就愿意去。8月的一天下午，全体毕业生聚集在学校礼堂开会，公布学生分配方案，王方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他的一生与中国核工业结下不解之缘，也开始了他延续近70年的放射化学工作。同样是在这个夏天，王方定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俄文这么好，怎么不派你去留学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创建过程中，十分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1953年9月，包括王方定在内的13位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被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旁听四年级的《原子物理学》。1954~1955年，王方定在近代物理所内也参加了专业知识学习，留法归来的杨承宗讲授的《放射化学》使王方定接受了放射化学的启蒙教育。此外，全所青年都听取了赵忠尧先生讲的《原子核物理》。1953~1955年的业务学习为王方定之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1953年12月，为更好地向苏联学习，由邓稼先到北京大学俄语速成班学习一个月后回来任教。他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俄语短训班。不论科学家还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大家都从俄语字母开始，突击学习语法和积累词汇。邓稼先要求他们学完后就能凭着字典看专业书籍。他编了一些俄文顺口溜使包括王方定在内的学员很快就记住了俄语中复杂的语法规律。这一个月的俄语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但王方定不仅跟上了全班的步伐，考试还经常得满分。

后来，王方定回忆说：“记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我分析俄语句子比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分析得好。……(这个留学生)说，俄文这么好，怎么不派你去留学呀?”

6、“我估计你是不会有问题的……”

1953年的一天，所有被分到科学院的毕业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听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演讲。听完演讲后，王方定心想：很少有科学家能够做这么生动的报告，这位科学家不简单!

1958年的一天，钱三强找王方定谈话，告诉他党委研究决定派他参加原子弹研制，并详细耐心地说明调动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工作内容。王方定毫不犹豫，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钱三强说：“我估计你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可以先做核裂变产物的分离、分析和产额测定，争取能拿出中国人做的质量—产额分布曲线。”钱三强还特意叮嘱王方定，如果未来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他。

这次谈话令王方定终生难忘并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使他在参加这项工作一开始，就下定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随后，王方定拿着钱三强的介绍信去二机部报到，成为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即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的在册人员。

7、“这就是钱公的作风”

中子源是用来引发核炸药或钚的链式反应使之发生核爆炸的一个部件。点火中子源相当于炸弹的引信，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我国的中子源于1959年开始研制，王方定和同事参与其中。但是实验开始后，王方定和同事们遇到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钋源太少。为此，王方定还专门去中关村，与同事一起在一个顶楼的空调机机房里找了一些老氡管，初步提取后拿回试验室做进一步研究。

当钱三强了解到王方定小组的困难，便把王方定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大约10个盛着黑色粉末、200毫升左右大小的石英磨口瓶放在会议桌上。钱三强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RaD-E-F盐，保存了十几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给你们做原料，也是用到它最好的地方了。”正在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愁的王方定，突然得到这么多原料，真是喜出望外。

后来，每次王方定找钱三强求助，钱三强都是雷厉风行，这种做事风格渐渐也影响到了王方定。以后有人要找王方定办事，他只要答应了对方，当场就打电话办理。后来，王方定说：“这就是钱公(钱三强)的作风。”

8、“心里只想到任务重要”

刚开始研制中子源时，王方定小组就利用废工棚来充当实验室。历时大概一个月时间，在原子能院101反应堆西南侧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地方，盖起了一个面积约70平方米，芦苇黄土墙、油毡纸顶棚的工棚实验室。

创业初期，王方定小组搭建实验工棚

由于没有安全防护装置，王方定和同事们就借用开同位素铅罐的一套设备。安全人员带着探测仪器在实验人员身边监测，一旦发现剂量超标，随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在工棚里，王方定和同事们还要进行实验室内的一些基本建设。

工棚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夏季时室内温度经常在36℃左右。王方定小组工作时，要穿上三层防护工作服，戴上双层橡皮手套，头上戴上有机玻璃的面罩，嘴上还要戴上两个大口罩，所以滋味就更难受。晚上操作时，蚊虫更是咬得厉害。冬季时，工棚内没有取暖设备，王方定小组都要穿上大棉袄，还得一面踏步一面工作，否则脚就冻僵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水管、蒸馏水瓶和试剂瓶，在寒夜都被冻裂了。为坚持工作，大家每天晚上将水管里的水都放掉，蒸馏水和化学试剂都被搬到有暖气的实验室里，早上再搬回工棚，天天如此。就这样，他们足足坚持了一个冬季。

王方定小组成员崔保顺回忆说：“做每一项研究工作，王方定都是第一个干，放射性再强也是第一个干。……根据当时剂量情况测算，一人只能干5分钟，或者10分钟，第一个干的就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他说：‘心里只想到任务重要，就应当去干，没别的好说。’”

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当时是401所二室主任，王方定小组有什么困难，她都积极帮助解决。看到工棚实验室条件很差，她就把一间实验室划给王方定小组使用，原子弹的中子源就是在该实验室完成的。

1963年12月底，核武器点火中子源成品通过最后鉴定，完全合乎要求。该中子源此后被多次用作核弹的核点火部件。

9、“这个工作不比点火中子源逊色”

1964年上半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力量陆续集中到了青海221厂。30多岁的王方定匆匆办理了户口迁移，毅然告别产假中的妻子、刚出世的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乘坐火车来到了青海基地。

在适应了当地高原环境后，王方定迅速投入到工作之中。他和同事们负责原子弹研制中的放射化学工作，对核爆炸进行诊断。诊断的主要目的是测定核爆炸裂变、聚变威力和核爆炸过程中的中子行为，这些物理量对判断核试验成功与否、改进武器设计都极为重要。为了抢时间，王方定和同事们日夜不休连轴转，甚至有时连续工作36个小时。除了时间上的紧迫，样品的分析测定工作流程复杂，也是难关重重。同一个样品实验，要经过几个人共同完成;一个数据，往往需要多次的重复一致才能通过。最终，王方定和同事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国第一次核爆炸放化诊断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至1969年9月27日，王方定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在内的10次核试验参数测定任务。每一次核试验结束后，王方定所在的监测组都要立即投入到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中，快速从爆炸尘埃里提取物质并进行化验和测定，因为有些重要数据时间拖久了就检测不到了。王方定说：“这个工作不比点火中子源的工作逊色，只是社会上的人缺少对它的关注。” 这些工作为我国核试验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成果获得国家发明奖四项。其中，王方定是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的第一发明人。

10、“不要叫我‘王老’，叫‘王老师’”

王方定似乎只有两件永远做不完的事情：一个是科学研究，另一个是栽培人才。1978年，王方定回到北京到核工业部机关工作。次年，他调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转向放射化学基础研究。他还先后参与并组织了多项科研项目，在乏燃料后处理、放射化学、裂变化学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进展。

1983年，王方定所在的核工业部开始招收研究生，王方定当上了教授和博导，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他说：“我觉得带学生比搞科研更有兴趣。学生们与老师的情感都是很真挚的。”由于王方定成就大、资历高，很多人尊称他为“王老”，但王方定却回答：“不要叫我‘王老’，叫我‘王老师’，听了才高兴。”

王方定一直叮嘱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虽然门下的学生不多，但是他对每位学生都付出了大量心血。论文交给他，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细细推敲。对每一个结论的由来，他都要详细询问。有的论文被修改了七八遍之多。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的毕业论文绝大多数都被评为原子能院优秀论文。

王方定(左4)与学生们

王方定曾教导学生说：“学好本专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是掌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能力更加重要。”对此，他让学生齐占顺去选修旁听了“核辐射防护”及“铀成矿理论”。时隔几十年，齐占顺还感慨：“当年我不太理解，现在知道在老师的督促下，那时的学习和积累对我做好后来的工作十分重要，才知道他的先见之明和一番苦心。”

王方定在生活上对学生也无微不至。齐占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住房紧张，我和同位素所一位打呼噜特别厉害的同志分在单身楼的一间房，睡不好觉。王老师就让我住他的宿舍。他每次来院里办事，晚上就与我挤在一个屋子里住，王老师睡床上，我打地铺。”

王方定作为一名老党员，特别关心学生政治上的进步。有一次，他特意询问齐占顺有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当得知齐占顺已有入党意向后，王方定高兴地说：“你写完申请书一定要给我看一看，如果有必要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11、“上书”中央申请“放化大楼”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子能院放化所历任领导都对申请筹建“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简称“放化大楼”)非常重视。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放化大楼”的建设无法提上议事日程。直至1998年，现有后处理放化设施陈旧不堪，新设施建设已刻不容缓。“放化大楼”立项申请准备工作才重新启动。

1999年，为了加快立项申请步伐，考虑到胡锦涛同志曾于1994年2月登门看望过王方定，王方定的老同事便请他给胡锦涛同志写信反映情况。11月16日，这封充满希冀的信件发出。

令人振奋的是，发信一周后就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回应。胡锦涛同志及时将王方定的信批复给了国防科工委，希望能给王方定“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封信如一剂高效催化剂，大大加速了“放化大楼”的立项申请进程。后来，“放化大楼”的设计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为核燃料循环后端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2、只要给年轻人讲，我就很愿意”

王方定在担任原子能院科技委主任期间，会同院团委倡议在每年“五四”青年节时，举办青年学术报告会，并建立院青年科学基金。他的这个倡议得到了院、所和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响应和支持，并于1987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青年学术报告会。

即使是在退休后，在原子能院内只要是与年轻人相关的学术会议、交流会以及座谈会，王方定都一定参加。他说：“只要给年轻人讲，我就很愿意，因为年轻人的潜力一旦调动起来了，就是无法估量的。”

如今，90多岁高龄的王方定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潜心搞研究、亲力亲为带学生，但他从未停止对核科技领域的关注，更是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为青年人提供各种机会。

王方定(右1)在工作中

13、最爱哼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长期以来，王方定的健康状况尤其是消化系统一直欠佳，甚至一个鸡蛋能吃好几顿。有时候和同事们一起开会，中午大家吃工作餐，王方定还要自带简餐。有一次，学生从老家给他特意捎了几斤鹌鹑蛋，王方定喜出望外地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可以一顿吃一个!”

虽然身体瘦削，但是王方定却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同事和学生都说：“王老师平时说话就中气十足，唱起歌来很洪亮。空闲时，他偶尔会站在一边唱两嗓子。”王方定平时最爱哼唱的歌曲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原子能院50周年院庆时，王方定和其他老同志一起登台大合唱，唱的就是这首歌。

王方定晚年一直对新生事物保持着兴趣，他不但可熟练使用微信聊天，还学会了用微信发红包、抢红包。“有几次他在朋友群里抢到了大红包，开心得跟孩子一样，在群里还跟大家炫耀了一番。”齐占顺说。

(本文对《一爆惊世建荣功：王方定传》一书中收录的王方定及其亲友回忆文章多有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