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肇博：从地质到核电，倾注了一生的热情

1999年，吴邦国副总理(右)莅临田湾核电一期开工仪式，陈肇博主持仪式

原核工业部副部长陈肇博是一个“30后”，他祖籍北京通州，1937年他出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因此他在战火中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特殊的成长环境，使陈肇博在小学和中学努力学习，并在中学毕业时作为全校第一名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留苏生涯在陈肇博之后的核工业工作经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他入职核工业部后，做出了成功主导铀矿勘查战略大调整、引进苏联先进核心技术、建成两台俄罗斯VVER堆型核电机组等重要贡献。

1、在圣彼得堡勤奋学习的“苏哈里”

自1953年起，国家为培养科技人才派遣了数千留学生赴苏联学习。1956年，陈肇博赴苏联圣彼得堡大学学习铀矿床地质和地球化学专业。“

当时建国不久，经济不富裕，但国家仍拿出很多钱支付留学生的路费、学费、生活费，甚至出国前给每人制备够5年用的冬夏衣帽鞋袜，每人装了两大箱。”陈肇博回忆说。“我们留苏生都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决心学好本领，回来建设祖国，绝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和培养。中国留学生都刻苦学习，一般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周日也不休息。一年级过了语言关之后，班级里排名前三的都必有中国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陈肇博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

中国留学生守纪律，尊敬师长，学习努力，受到苏联教职员工和同学的夸奖。但苏联同学认为中国留学生整天学习，不会休息娱乐和社交。他们给中国留学生善意地起了个外号“苏哈里”，即“面包干”的意思。暗指中国留学生只顾学习，不会休息，生活太枯燥。

“其实他们不理解我们心里想着国内人民生活不富裕，挤出钱来供我们留学。我们生活条件优越，如不努力学习，对不起国家和人民。”陈肇博说。

由于深知只有打好俄语基础，才能听懂课、理解得深、论文写得好，也才能更好地吸收俄罗斯优秀科学文学艺术养分，所以在苏联留学的那几年，陈肇博都坚持与俄罗斯人共住一个房间。“这有利于提高我自己的俄语水平。我还自愿在学校为外国留学生办的俄文班里多学了两年，每周两小时。所以我的俄文基础较好，这么多年也没忘。”陈肇博说。

那时陈肇博没想到，当时打下的良好俄语基础，在几十年后为中国核工业立下了大功。

2、青年才俊快速成长为国际权威

回国后，陈肇博被分配到二机部三局三所(现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做铀矿地质科研工作。当时的领导很重视留苏生，重视知识，因此青年才俊陈肇博很受重用。

“佟城局长和其他两位专家黄劭显、高之杕对我都挺重视。他们没有专门秘书，经常带着我去地质队视察，回来之后我写的工作报告他们也都很满意。”陈肇博说。

陈肇博当年的同事、原核地研院院长赵凤民说：“陈肇博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留苏回来后就承担西北芨岺地区研究组的外围组组长。我们就是在那儿一起工作了大概一年多。当时，我们在固定的矿点。他则负责跑野外，要去很远的地方去评价矿点、采标本，比我们要辛苦多了。他工作也很有成绩，使我们对整个地区的矿化类型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他的很多新发现，对芨岺矿田的扩大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此外，他写材料特别快，报告写得也好，现在大家要研究那个区域的情况，好多还都是参考引用他的那个报告。”

在赵凤民看来，陈肇博不仅专业能力过硬，在工作上也能够服从安排。“芨岺项目结束后，他就被派到东北去研究火山岩矿床，然后又被派去负责研究碱性岩铀钍稀土矿床。他搞得非常好，还出了一本书。干得正顺手，组织突然又要把他调到南方去负责江西相山矿床研究。当时他还咨询过我的意见，我说：‘你善于创新，到新矿点能发挥你的特长。’”

“他到那儿担任大组长，带了十几个人对相山矿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双混合成矿’理论。这个报告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外国人给它起名‘double mixing’。这个理论判定相山是个塌陷式火山盆地，解决了相山矿床本身的地质构造问题，使业界对相山矿床的发展有了新认识。直到现在大家谈到相山矿床的扩大过程时，都还认为那个研究成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使当时还很年轻的陈肇博很快成了在国际地质界都有一定影响力的火山岩成矿方面的权威专家。随后，他被推荐或邀请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0年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20届世界地质大会;1981年应美国能源部所属铀矿地质部门邀请，赴美国参加铀矿地质论坛等。

1981年，陈肇博(右2)和黄劭显(右1)去美国考察铀矿开采

上世纪80年代，陈肇博作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3、最年轻的副部长和他的冒险变革

1983年12月，原核工业部张忱部长找陈肇博谈话，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常委已经决定，任命他为核工业部副部长。陈肇博觉得很突然，赶紧说：“我缺乏领导工作经验，知识面也很窄，很难胜任这个职位。”

“张忱部长说组织已经定了，你分管地质、矿冶、科技、外事外贸……就这样，我被推上了核工业领导岗位。那时我才46岁。回顾这些年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在上级和党组领导下做了三件事，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满意的。”陈肇博说。

第一件事是主导了核工业铀地质勘探工作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这是核工业发展中期极重要的改革。此前作为铀地质专家，陈肇博考虑的主要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担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后，更宏观的视野促使他跳出专业领域，开始了行业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

“因为过去铀矿勘探与开采完全是计划经济，不计成本。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家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开始搞核电，铀和核燃料就要计算成本。跟国际对比，我们生产的铀成本高很多，对发展核电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的矿虽然不少，但一是规模小，人家一个矿都是几万吨，我们1000吨以上的就算大矿;再一个是品位低，人家能达到5%左右，极个别还有20%的含铀量，而我们一般是0.1%～0.15%。从长远来看，我国要建设几千万甚至上亿千瓦的核电站，必须考虑中国的铀矿资源要如何在数量和经济性方面满足发展大规模核电的需要。随着上世纪90年代核电建设陆续展开，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核工业必须深入解析中国地质历史发展的特点并参考国外的经验，找到一条新的找矿勘探和开采之路。”陈肇博回忆。经过反复调研、思考以及与同事们交流讨论，陈肇博大胆提出要在找矿方向和寻找何种铀矿类型上做一个战略性调整，即暂时放弃在南方找矿，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北方。

“北方有大量的中新生代盆地，如鄂尔多斯盆地、松辽盆地、内蒙古的二连盆地还有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等。这些盆地面积都非常大，且陆相地层发育良好，有利于形成砂岩型矿床。另外，当时地浸采铀技术已经成熟，且十分经济。国外已有砂岩型铀矿用地浸法开采的先例。同时，核工业六所王西文主持开展的地浸实验也已经有很大进展。至于南方众多的铀矿山和水冶厂，则大部分只能逐步关停转产，分流安置部分职工。”陈肇博解释说。

4、推动找矿战略转移，一场核工业的“地震”

把找矿重点转到北方，这几乎相当于核工业的一次“地震”，撼动了近十万人的工作生活根基。

“我们的地质队伍共6万多人，大部分都在南方，而且是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老队伍。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队伍都已经在当地扎下了根，好多老职工都退休了，他们的子女都在当地就业，不可能把他们举家迁到北方来。”陈肇博说。

以北方为重点找矿，南方的地质队就要舍弃。当时正好地矿部在搞属地化，陈肇博提出，大部分铀矿地质大队也一同交给所在省地质厅，只保留北方三个地质队。

“这一决定也使我内心十分纠结。为了给第一颗原子弹供铀，几万名地质矿冶战线的职工们都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让他们离开核工业，从情感上大家都难以接受。至于停产关闭的铀矿山职工更为困难，许多职工被迫买断工龄，退职回家。”陈肇博说。

可现实也是严峻的，当时核工业地质队伍6万多人，离退休的有1万多人;铀矿冶职工7万多人，离退休的也有1万多。地质和矿冶系统，两个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国家拨付的地质勘探费和铀产品收购资金都远远不够支撑这十几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铀地质系统每年完成的勘探工作量逐年下降，不足过去上世纪60年代完成的年工作量的十分之一。铀矿冶连年亏损，职工生活困难，一些矿山濒临破产倒闭。这种情况表明，铀地质和铀矿冶迫切需要深度改革，开创新的铀业发展之路。

但哪有不冒风险的改革?

“50多个地质队，6个地勘局，要动这个结构，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你看准了没有?如果你把南方的队伍都交给地方了，在北方找不到铀矿怎么办?找的少了怎么办?找到的东西也很贵怎么办?关闭一批效益不好的南方铀矿山和水冶厂，职工能否妥善安排……”陈肇博的心里翻腾着阵阵不安。

阻力、难度、冒险性都很大，必须要深入论证，走群众路线。认准了方向之后，为了赢得广泛支持，陈肇博开始四处做工作。

“当时地质局支持改革的人很少，为这个事情，1996年，陈肇博专门到地质局召开座谈会，把各个大区地质局的领导都邀到北京，地质局处级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他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讲解找矿工作战略转移方案，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我负责整理录音。”陈肇博当年带过的博士生、原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陈跃辉回忆说。

找矿转移战略实施后，彻底转变了国内铀矿勘探和开发的局面。2000年以来，用20年时间在北方找到的砂岩型铀矿资源储量，相当于过去40多年找到的总量，翻了一番。而且由于掌握了先进地浸采矿技术，天然铀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他当时提出找矿战略转移思想，要等到20年之后才能见成效。所以他当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陈跃辉说。

5、开展“柔性外交”

成功引进核心技术

陈肇博为核工业做的第二件大事是苏联关键技术的引进。当时我国在研制该技术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在自主攻关的同时也考虑引进国外技术。

“那时二机部情报所的瑞士庄是在留苏学生中唯一一个学习该专业的。苏联解体后，他得知苏联开发该技术多年，建议我们探讨从俄罗斯引进的可能性。中核总很快派出高级代表团访俄，但一提到这个问题，就被俄方婉拒了。随后，党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主管外事外贸的我去继续努力争取。” 陈肇博回忆。

根据对俄罗斯人性格的了解，陈肇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消除俄方人员在中苏交恶后产生的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第一次会见俄罗斯原子能部长时，我便用俄语与他交谈，他惊讶于我的俄语讲得那么流利。我说自己曾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了5年半，受了很好的专业教育。这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开始拉家常。我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两国的合作，提到苏联当时在中国核工业初建时给予的援助。为努力消除对方的顾虑，我告诉他引进该技术完全是为了核能的民用项目，并邀请他来看看中国核电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陈肇博回忆。

陈肇博(左1)应邀在时任俄原子能部长(右1)家中作客

随后，陈肇博在一年多时间内6次访俄。经过漫长的谈判， 1992年12月，中俄终于就此签订了政府间协议。

“在两国政府协议签字后很快签订了商务合同，俄方开始工厂设计和设备制造，因为双方严格按合同履行，提前一年建成。合同规定该技术设备寿命15年，现在25年过去依然运行良好。”谈到这一点，陈肇博十分欣慰。

“当时的俄原子能部部长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自称‘鹰’派。他写了一本自传式的书《我是鹰》，我让原子能出版社译成中文发行。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接受贵重礼物，吃住不要求高档。所以作为外宾，他是很容易接待和沟通的。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十分欣赏，尊重中国同事和服务人员，曾数次访华，亲眼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中国态度十分友好，这对促成该技术转让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先后两任中国驻俄大使、俄罗斯驻华大使和公使在促成该技术引进方面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陈肇博回忆。

引进该技术，既适时打破了制约我国大力发展核电的技术瓶颈，也提升了该技术的国产化速度。这也是继1960年中苏交恶32年后，中俄核能的首次合作。截至目前，我国从俄罗斯共引进了8台核电机组，还开展了快堆、燃料元件制造等方面的合作，核领域的合作推动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陈肇博(右3)与时任俄原子能部长(左2)签署有关合同

6、“躬耕”田湾十余年，促一期工程落地开花结果

陈肇博为核工业做的第三件大事，是田湾核电站其首期工程就是在陈肇博全面领导下开展了核电站的筹备、谈判、建设、运行工作并制订了田湾核电基地长远规划。

田湾核电站的中俄合作意向提出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刚过去3年。中俄核能合作的整个研究决策过程是在诸多的考量和压力下进行的。

“当时，俄罗斯核电站的安全性问题不仅在北京有关政府部门之间有议论，就连厂址所在地的政府和少量群众也有疑问，我们必须进行认真调研分析，给出科学的答案，使各方面都放心。后来，我们也担心，刚刚经历苏联解体的俄罗斯尚处于无序状态，无法保障设备质量和稳定的供应。”陈肇博回忆说，“我们组织专家反复阅研俄罗斯提供的资料，多次开会讨论论证，专家们一致得出结论：其安全性比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电技术都好。另外，我们组织了上百人的监造队，负责主要设备制造厂的质量和进度。”

工程建设期间，有数百名俄方专家携其家眷来田湾工作生活，高峰期多达数千人次，有的还在中国生育了后代。

“俄国专家虽然是有偿服务，但我们并没有把他们仅仅看成是商业行为和雇佣关系，而首先看成是两个朋友经过波折重归于好之后的朋友关系。因此，我们采取了各种善待俄方人员的具体措施，如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带领其参观考察周边城市、组织共同的文体活动等。”陈肇博说。

陈肇博回忆起一个细节：按合同俄方人员饮食应自费，但鉴于经济条件和饮食习惯，许多俄方人员不愿在田湾核电建设基地的餐厅就餐，坚持回驻地。往返加午餐时间就得两小时，且要租用十几辆大轿车接送。后来，陈肇博决定在工地免费提供自助午餐和饮料。这项变通虽超出了合同范畴，但经费上并未增加多少支出，还增加了专家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和交通费用，也赢得了对方赞扬。

“1997年担任田湾核电站第一任董事长时我正好60岁，回想起来我很幸福，在晚年有这样一个机会，领导一个核电大工程。虽然田湾的建设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在上级领导关怀下，经过近万名田湾建设者的艰苦奋斗，我们做成了这件事。”陈肇博说。

当时，陈肇博还组织领导班子制定了田湾核电基地的总体规划。在建设一期的时候，就提前为二期做了很多准备，也为三、四期征好了地、修好了路。

多年来，田湾核电站运行业绩良好，为国家和股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家对全国在役核电站进行了全面严格的安全检查。专家们得出结论，田湾核电站的安全性能在当时国内在运核电站中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