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核工业创建65周年座谈会上，有71人被授予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文功元的名字赫然在列。
作为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他是核工业四〇四厂首任厂长，是二二一厂副总指挥，是二机部核电局局长，从核武器到核民用，他为中国的核事业无私地奉献了终生。
文功元
回顾老人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从戎马倜革的革命年代，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他的格局与睿智至今仍鼓励着后辈前行!
一切以大局为重
根据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需要，1957年12月，四〇四厂开始筹建，文功元任首任厂长，主持全面建设。
工厂筹建首先需要选址，这时经过筛选已初步确定了两个备选地址：一个在内蒙古乌梁素海附近的大青山麓，一个在西北戈壁滩上。但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还想再多几个点进行对比，于是就让文功元再选一个点。
经过实地细致勘查，文功元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又选了一个新点，就在磴口附近。
把这三处选址摆在一起，是否合适，高低立判。
大青山麓的选址，因为地下水与乌梁素海和黄河相通，排污问题无法解决，首先被否定了。
而磴口所在的草原上，无论是排放、用电还是交通都比较方便。唯一的缺点是用水不便，要从黄河中取水，扬程高达300米，由于用水量大，要消耗许多电。
戈壁滩各方面条件异常艰苦，唯一的好处：水是自流水，虽然距离20多里路，比较远，但不需要用电。
对比之下，中方倾向于磴口。
当时的苏联专家则主张选址在戈壁滩，因为这样节省。
1957年7月，文功元(右4)参加四〇四厂选址工作但是身为一位负责任的厂长，文功元不只是考虑节省这一个点，更多的还是综合考量，除了考虑生产，职工的生活也是他关心的因素。
于是他不同意选址戈壁滩。
问题一时陷入了僵局，这时宋任穷部长来做文功元的工作:
“我也认为磴口这个位置很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但是苏联人的意见也要听一下，毕竟现在是我们有求于人，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两国关系。等以后我们掌握了技术，还不是想建哪里建哪里，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说了算。”
宋任穷的一席话让文功元深思，很快他坚定地说：“我同意放在戈壁滩，一切还是要从大局出发的。”
一场关于选址的争议最终以采纳苏联人的意见而落幕。
但文功元也更清醒地知道，中国人若要顶天立地，说话有底气，就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艰苦卓绝搞建设
为了使中国人早日掌握核心技术，真正地站起来，大家心中都憋了一股气，四〇四厂筹建的速度也提升了很多。
当时四〇四厂对外称为西北矿山机械厂，也叫甘肃矿区，为了保密，对外的联系地址、电话信箱都是兰州市，但真实的地址离兰州市区有800多公里，厂子就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
职工在搭建帐篷平地起家难。刚到戈壁滩时，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人吃尽了苦头，戈壁滩风大，说刮就刮，由于风沙大，饭碗里、水缸子里都有沙子，吃到嘴里咯牙，晚上吹大风的时候，沙子可以把帐篷压塌，一个龙卷风就能把一堵正在砌的墙吹倒。
艰苦施工1958年冬天是文功元率队进驻戈壁创业迎来的第一个冬天，他与大批施工队伍一起坚守在戈壁滩。
“全副武装”睡帐篷也是那个冬天留给所有建设者的寒冷记忆。穿上棉衣棉裤，戴上皮帽子，捂上大口罩，钻进被子里还冷得直哆嗦。
职工在工地上加紧建设第一个冬天大家是熬过来的，但工程没停，队伍没撤。
通过1958年一个冬季的努力，工程的准备基本就绪，一些必要的附属设施，如机修、汽修、预制构件厂、车站、采石场等，也都规划完毕，陆续开工兴建。物资供应系统、生活供应系统也基本建立起来，为第二年的全面铺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文功元在从抗大挺进敌后的路上曾感染过痢疾和肠炎，当时敌后根据地药品奇缺，只能用喝石灰水这种土办法治疗，因此也给文功元落下了后遗症，后半生只能吃软烂的食物，身材一直很消瘦。
但在这里，文功元和所有人一样，从不搞特殊。
整个工地热火朝天，物资运到后，不管是工人、还是领导，只要工作离得开都去抬。只要是事业需要，一呼百应，没有一个叫苦的。经过大家千辛万苦地努力，工程进展顺利，各方面的人员陆续到场，这个往日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日渐热闹起来。
1960年，因为新的工作安排，文功元离开了他奋斗了三年的四〇四厂，但这里从此也成为他最挂念的地方。
与家人聚少离多
由于工作调动频繁，加上核工业严格的保密纪律，对于自己的工作，文功元从来不谈，家人也从来不问，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
常年工作在大西北，文功元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只有回来开会时才能顺便回家看看，平日是见不到的，包括春节。以至于偶尔一次去幼儿园接儿子，可儿子却不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自己的爸爸。
尽管因为工作无法照顾家庭，心中也有愧疚，但他对中国核工业的初心从未改变。
1964年10月16日，文功元恰好在北京和家人在一起。
那一天下午，文功元突然让儿子把频道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新闻，而在这之前，他是从不干涉儿子听连载小说和评书的，这让一家人都感到奇怪。
直到晚上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的《新闻公报》，这时大家才知道当天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隐约感到文功元的工作可能与核事业有关。但也无从考证，因为工作的缘故，文功元养成了缄默不语的性格，他不爱说话，在家的时间更是很少与孩子们交流。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孩子们心中的英雄。
坚信中国人能搞出核电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根据中央发展核电的精神，1977年，二机部组建核电局，文功元出任第一任局长。
但此时关于核电建设的发展方向却是争议不断，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建设，还是以我国为主、自力更生发展核电，这个问题在中央各部委的争论非常激烈。
事关我国核电发展的长远计划，问题落到了时任核电局局长文功元身上。
为解决争议，文功元到各个地方实地进行调研，经调查，文功元惊喜地发现：中国搞核电是有条件的。
1980 年，著名的科学家王淦昌也已指出，中国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业体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所以此时已不是客观的问题，而是主观上能否下定决心去干。
因此，文功元根据调研情况，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
在报告中他说：“现在争论的症结并不在进口或是国产，而是在于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自己能搞出核电。”问题一针见血，直达目标。
不久，邓小平批示：“核电应该搞，而且要自力更生。国家计委可以批些钱，先进行试验。”
邓小平同志的这次批示明确了核电发展方向，文功元最终也以自己科学的推论影响了高层的决策。
与此同时，文功元开始积极组织核电站的厂址勘探。
文功元(右5)勘察秦山核电厂厂址
1979年，他组织人员踏勘了浙江台州、温州及嘉兴3个地区的7个县16个点，通过实地考察，总结分析，文功元提出了在海盐县建设核电站的可能性。
1982年6月，核工业部与浙江省联合上报了定点秦山厂址的报告。
1982年11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厂址确定设在浙江海盐。
中国的核电产业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对此，文功元功不可没，正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由此才引领我国核电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晚年生活简单自律
拼搏了半生，离休后，文功元终于在家中过起了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
他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联播》，一期不落的报纸是《中国核工业报》，尤其是只要报纸上有关于四〇四的消息，他都会细心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到本子里。在他的心里，始终关注着那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生活中，他一辈子没穿过一套西服，只穿中山装。虽然衣服未必是新的，但衣服总是保持着干净整洁。
文功元(右四)与老同事们九十多岁高龄时，他还依旧每天坚持散步。
2009年10月1日，已是96岁高龄的文功元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建国60周年庆典和阅兵仪式。
在老人生前最后的时光里，虽然日常起居都已经很困难，但他始终坚持着写回忆录，记录了他为中国核事业奋斗的点点滴滴。
2012年1月，文功元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老人尽管战功赫赫，却一生低调，生命的最后，他忘不了的仍是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向老人致敬!向所有无私奉献的核工业人致敬!
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你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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