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和王淦昌都是他的老师

在众多的核工业功勋人物和院士中，王乃彦的人生经历好像特别丰富。他的命运轨迹，一次次被机遇和自己改写。

所有他经历的人和事，在他讲来都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这可能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经历本身，而在于他的性格。他在科学的理性之外，还洋溢着对世界的浪漫情怀和不断学习的激情。

他走到哪学到哪，活到老就学到老。哪怕只是生活中的细节，他在多年后都记得清楚。

偷拨时钟被发现

王乃彦的家乡是福建省福州市。他读小学的时候，福州被日本占领了，他跟着父亲退到了沙县，在沙县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学校安在一座破庙里，把菩萨请走，就成了教室。风吹起来庙里漏风，到冬天的时候很冷。黑板，是从锅炉里弄点烟灰和胶拌在一起，涂在刨平的木头上。庙里没地方活动，老师就带他们去沙堤和河滩，在外面做各种游戏。

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校长，教数学;还有一位是校长夫人，教音乐。就在这里，王乃彦说自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王乃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校长拿一个马蹄钟让他负责打下课钟，其实就是用一个铁块儿去敲。

到冬天，年纪大的学生就教王乃彦“使坏”，叫他早一点把钟往前拨，提前下课去晒太阳。晒太阳的时候又把钟给拨回来。

老是这么干，校长就觉得不对头。有一次上课，王乃彦正偷偷拨那个钟，一下子就被校长看见了。

下课的时候，校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摸摸他的头跟他说：“小孩子一定要诚实，不能搞欺骗的事啊。”这是他关于诚信的第一课。

挂红花、骑大马的梦没成

王乃彦读完小学，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他回到福州，上了福州市第一中学。

1949年8月7日福建省福州市解放，王乃彦在1950年5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现在共青团的前身。同年7月，他被送去参加了福建省团员干部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里大部分是北京、上海来的革命青年，他们随军南下，穿着新四军的灰色军装，王乃彦“羡慕得不得了”，就向他们要一套。因为他年纪小，给了他一套最小号的。他觉得非常神气，一直穿到上北大。后来到大学不穿了，他就拿去海淀的一家裁缝店改成了衣服的内衬。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从训练班回来的王乃彦立刻报了名。他很激动：“只要上面一批准，胸口挂一个大红花，骑上大马就走了。”

没想到命令下来，所有报名参军的同学一律改为参加土地改革。

王乃彦给学生们授课

“政工干部并不缺乏，科学人才是国家急需的”

到了农村，“老农才厉害，不规则的土地绕着走一圈，报出来是5分，量出来就是5分左右。”王乃彦跟着学，到后来报出来的结果也八九不离十。

除了帮农民分土地，王乃彦还帮他们修水利。土改工作干了1年零2个月，他被评为福州土改工作一等功臣。年纪小、工作出色，当时缺乏年轻知识人才的福州市委就注意到了他，希望他能到市委去工作，给领导当秘书。

王乃彦对这个选择不无动心，就向自己所在工作组的组长孙作青征求意见。

孙作青说：“你来自知识分子的家庭，毛主席已经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政工干部，我们军队里面多得很，并不缺乏，但是将来要去攻克科学堡垒的人，才是国家急需的。”

这番诚恳的话，直接决定了王乃彦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23456789全做

王乃彦在土改结束后回到省一中，因为已经1年多没上课，学校说他必须补考才能接着上学。

利用中午时间，数学和物理老师轮流给王乃彦“开小灶”补课。因为他好学，老师们乐意帮王乃彦补课。老师说习题做1357，他都是123456789全做。

等补考完了，班主任告诉他，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正要进入高三，又有了第二次参军机会。王乃彦梦想重燃。但这一次也没走成，王乃彦在第一关身体检查时就被刷下来了。因为他太瘦了，体重都没超过50公斤。

就这样，王乃彦下定决心考大学。1952年，他与同班的5个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转入“北大六组”

在北大物理系学完基础课后，第3年要分专业。王乃彦最喜欢无线电电子学。这源自他跟高中物理老师林童雀学过组装单管矿石收音机。

王乃彦一心一意准备搞无线电电子学，还买了好多书，却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折——他被调到了原子能专业。

当时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所以从六所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生集中到北大学习，成立了“北大六组”。

“‘北大六组’其实也在北大里，和我原来的同学就隔一条街，但不能告诉同学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和家里也不能讲。”学习的课程都是保密的，笔记本和教材都是发的，笔记本上还印有编号。

1956年，王乃彦从“北大六组”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

钱三强(右二)王乃彦(右三)与众人合影

钱大师指点

在钱三强的领导下，王乃彦开始用中子飞行时间法研究中子能谱。当时苏联援助建了一个反应堆，他就在那上面研究。

大学刚毕业的王乃彦，很幸运地到了这个先进的项目里接受训练，并得到大师的指点。“我那时候喜欢理论，对实验不太重视。钱先生听我做报告后，鼓励我要钻研理论，也要重视实验。”王乃彦说。

1959年，他做出了一批中子能谱的参数，和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的参数基本一致。这是中国发表的第一批中子核数据。

钱三强很满意，叫王乃彦填表，准备把他送到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去。

“我选的人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联合的一个研究所，中国出了25%的钱。中国第一批派去的工作人员有王淦昌、周光召等十几人，主要是研究高能物理和理论物理领域。对方希望也能派中子物理方面的人去，钱三强就想到了王乃彦。

没想到申请书发过去不久，却被退回来了。对方表示：希望你们至少派一个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过来。

但钱三强又把王乃彦的材料给寄回去了，并且告诉对方，他选的人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

王乃彦辅导学生

“等他回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王淦昌陪王乃彦去见了实验室主任弗朗克院士——也就是一开始拒绝他申请的人。

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举行成员国全球代表会时，钱三强来了，会后提出要参观中子物理实验室。弗朗克就让王乃彦在中子100米飞行站上等着。

钱三强看到了王乃彦，就问弗朗克：“王在你这儿工作，你满意不满意?”

弗朗克答道：“王工作得很好，今年年初刚获实验室的一个奖，我和他的组长都很满意。至于他到底怎么样，等他回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

王乃彦说，弗朗克是个真正的学者。作为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还经常到实验室去查看记录实验的笔记本，看完以后会问些问题。

弗朗克一到实验室，王乃彦一下子就站起来，弗朗克说：“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尊敬，但是年轻人，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我如果都听我老师的话，我的诺贝尔奖就得不到了。”

后来王乃彦出去做报告，总是说他有两个老师，一个王淦昌，一个弗朗克。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退出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王乃彦也就回国了。在杜布纳度过的这6年，对他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王乃彦与家人合影

结婚都不是自己去领的证

王乃彦和爱人结婚时，因为他在短期回国学习班学习没法请假，不能亲自去领证。他爱人随便找了一个同学去办了结婚手续。

1965年回国后，王乃彦被分配到了九院，去了青海金银滩基地，他非常高兴。当时王乃彦有了一个女儿，但正好妻子也要去山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口子都不在家，就把女儿送去中联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寄养。

青海是边区，王乃彦的工资翻了一倍，吃饭基本不要钱。王乃彦就把工资的一大半寄给了这个中联部的同志：“我在青海要那么多钱没有用，不用买很多东西。”

这个朋友很疼爱王乃彦的女儿，但有一次骑自行车带她的时候，小女孩把脚搁了进去，整个脚背被车轮的钢丝绞住了。王乃彦得知后非常揪心。

他出差回来看女儿，“我女儿管中联部这个同志叫爸爸，管我倒叫叔叔。”直到王乃彦的妻子从山西回来，才把女儿领回身边来带。

王淦昌(左)与王乃彦(右)合影

“要知道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

在青海草原，王乃彦听理论部的邓稼先、于敏讲氢弹的理论模型。而他要思考怎样在实验场上做热试验，并通过试验证明它可行。

王乃彦和同事准备了试验方案，向理论部汇报。邓稼先、于敏对他们提出要求：“老王，如果实验成功，那是皆大欢喜。但是成功了，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成功;退一步想，如果实验失败了，也要知道为什么失败。”

院领导说：“你要什么条件，只要中国有，我都给你搞。”王乃彦他们压力很大：“万一实验失败了，却什么原因都找不到，那还得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拼命干。”

1966年12月，即将开始中国氢弹原理试验。冬天的戈壁滩，冰天雪地，一讲话胡子就结霜，眼镜片都模糊了。在核爆塔上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后，王乃彦和同事把窗户擦干净，涂上防霜油，最后一批从塔上下来。

起爆后，地动山摇，试验成功了。但是为什么成功?必须拿数据来说话。

王乃彦等7个人需到距离爆心500米、1000米、1500米处去拿胶卷。但因为刚爆完放射性剂量太大，暂时不允许进去。

1967年的元旦，王乃彦与同事们就住在帐篷里，天天打电话，问指挥部是否可以进去回收胶卷，担心再不回收的话胶卷就毁了。指挥部一直说不行。

过了大概10天，指挥部说可以进去了。王乃彦他们高兴极了，没有考虑个人安危，立即准备进去。

他们是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防化兵，第二梯队是工兵，沿路测量放射性，设置警戒线。“工兵进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处在警戒线上，看到工号门前的沙袋全都被吹得一塌糊涂，铁门被冲击波压得整个变形了。”解放军拿着铁锹把铁门给撬开。“他们吃了很多剂量，因为打先锋的都是他们。”

门开了，王乃彦他们往里冲。7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冲击波冲得土路都是坑坑洼洼的。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以减少受辐照的剂量。

冲到洞口，再冲进暗室，暗室里虽没有光，但他们之前都经过训练，在黑暗中可以非常熟练地把胶卷从照相机里面取下来，塞在铅罐里面，用最快的速度跑出来。

他们拿到的试验结果，不仅证明了当量比原来理论设计的要大，而且知道了原因。王乃彦在北京向理论部汇报，汇报完以后于敏特别高兴，握着他的手说：“老王啊，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现在我心里终于踏实了。”

“英语怎么算过关?就是要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王乃彦被选为院士以后，不久又被派去参加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选举。

当上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后，王乃彦重新开始学习英语。“要接待外宾了，就想我要跟他聊什么，要用的词语都准备好，结果根本不行。英语怎么算过关?就是要随便讲什么都可以。你老跟人家说客套的话，根本建立不起感情。”

60多岁的王乃彦，买了磁带和教材，每天抽出5个小时学英语：他早上5点半起来学1个小时，上下班来回近1个小时，中午休息有1个小时，晚上9点前把所有的活动都结束，再学到11～12点。家里放着大大小小很多的收音机，他“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两年后，王乃彦从副理事长升为理事长，用英文发表就职演说。讲完了，全场掌声如雷。从台上下去后，秘书长麦克(美国人)拥抱他说：“王，我不知道你还有外交才能!”

原标题：《曾经想“挂红花、骑大马”，后来却被调到钱大师的“北大六组”》

作者：核芯报道工作室 李春平

来源：中国核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