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园里，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骑着三轮车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主楼方向缓缓骑去。有时直至深夜，这位老人才慢慢骑车回家属区。在师生眼里，这位老人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无论寒暑春夏，也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实验室。在北科大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研究所的墙上挂着的“材料报国，追求第一”的横幅，是老人一生的追求，也是他对学生的教诲和期望。这位老人就是“核工业功勋”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葛昌纯。
作为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的第一发明人，葛昌纯是制造原子弹、氢弹关键材料——浓缩铀235用复合分离膜的主要奠基人，曾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我是最恨日本鬼子的!"
葛昌纯原籍浙江平湖，于1934年出生于上海。葛昌纯的祖父葛金烺是晚清进士，同治年间在家乡创建传朴堂，后成为浙江三大藏书阁之一。父亲葛嗣浵立志教育事业，生前创办了平湖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中学——稚川学校，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
但随着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葛家与当时中国无数的家庭一样，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1937年11月19日，侵华日军第二次攻入平湖城区，葛宅惨遭焚毁，宅内的稚川学堂与传朴堂及无数藏书毁于一旦。国难当头，葛家钱庄也尽数倒闭，重创之下的葛嗣浵郁郁而终。“日本鬼子搞得我国破家亡，所以我是最恨日本鬼子的!”时隔多年后，葛昌纯再次提起那段岁月依然无比愤恨。
危难之际，母亲赵曼影孤身一人带着葛昌纯和比他大9岁的哥哥葛昌权逃难到上海。姐姐葛昌琯被亲戚带到位于浙江西南的丽水(今浙江最大的县级市)，全家人在7年后才得以重逢。在家破人亡之际，赵曼影仍不忘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图强。她坚决不改嫁，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精神，历尽千辛万苦，独自把三个子女培育成才。葛昌纯说：“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哥哥。我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教育我做人要忠孝仁义，要学岳飞，要有坚韧不拔的性格。”
2、"独特口试影响了我的一生"
由于家庭穷困、颠沛流离，葛昌纯从小学到高中经常变换学校。但在哥哥引导下，他始终成绩优异，多次破格跳级，并考入了当时最好的中学。在葛昌纯回忆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所学校：先是圣约翰青年中学，为他打下了较好的中、英文基础;接着在南洋模范中学，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最后是名师荟萃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他在这里得到了全面锤炼。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其中，南洋模范中学以赵型(即赵宪初，上海市特级教师)为代表的数学老师们培养了学生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他将“一元二次方程两个解”编成歌曲的教学方法令葛昌纯至今记忆犹新。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即省上中)是当时上海录取难度最大的中学(100：1)。葛昌纯回忆：“考上海中学还有一段很传奇的经历。我考得并不好，但口试时见到了名师朱风豪，他负责口试我。他问我从哪儿毕业的，我说南洋模范中学。他问我考第几名?我说丙班第一名。他就说：“收!”他的这种独特的口试方式影响了我一生。
3、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
高中求学期间，葛昌纯感念母亲辛劳，为尽早工作补贴家用，他萌生了提前考大学的想法。1949年，年仅15岁的葛昌纯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学，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大二时，葛昌纯转系到了冶金工程系。当时冶金工程系名师云集，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葛昌纯一生楷模的章守华教授。
由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人才，国家要求1952年在读大三的学生提前毕业。为了将四年制的课程三年内学完，章守华教授承担了最重的教学任务——教授两门主课“钢铁合金及热处理”和“压力加工”。他勇挑重担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葛昌纯。
4、"唐山交大使我永难忘怀"
葛昌纯感慨：“唐山交大是我念过的学校里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使我永难忘怀的不仅是唐山交大严谨的学风和其培育出了茅以升、竺可桢、黄万里等杰出的科学家，还有唐山交大浓厚的政治气氛。它的爱国主义教育，在那时全国高校里是数一数二的。”抗美援朝一开始，中央一声令下，土木系五年级的学长们整班连夜开赴朝鲜战争前线突击建造飞机场。全校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参干(指军事干部学校)。虽然葛昌纯当时年纪还小，但受学长们的影响，政治上很快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参军参干。但哥哥来信说，你若要参军妈妈可能就要发疯了。我内心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我不但报名参了军，还把哥哥给我唯一值钱的财产——照相机捐给了前线。不过，我和一大批同学都没有被批准去朝鲜，因为国家还需要人才搞建设。”
唐山交通大学旧址
在唐山交通大学，葛昌纯不但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冶金与化学冶金的专业基础，还摆脱了旧人生观的束缚，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1950年底，葛昌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临危受命，"被迫"掌握多国语言
大学毕业以后，葛昌纯被分配到“钢铁工业综合试验所”(即今“钢铁研究总院”)冶金室工作。为积累实战经验，自1953年初直到1954年国庆，葛昌纯一直在抚顺钢厂(当时我国最大的特殊钢厂)进行实验研究和实习。在生产第一线实习和科研的一年半，葛昌纯感悟到科技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也从此致力于用科学研究去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实际问题。
“钢铁工业综合试验所”(即今“钢铁研究总院”)旧址
在葛昌纯的前半生中，最难忘的是于1960～1985年期间临危受命，提前完成中央下达的紧急任务——乙种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乙种分离膜是以气体扩散法浓缩铀235的核心元件。铀235在天然铀中含量只有0.7%，要提高纯度就必须采用当时核大国唯一已工业化的气体扩散法，而此法的核心元件就是分离膜。当时只有英、美、苏三国掌握了该技术，被列为重大国防机密。
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了中苏协议，断绝了对我国的分离膜供应，严重影响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危急形势下，党中央于1960年6月分别向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下达了研制分离膜的紧急任务：由中科院冶金研究所负责研制甲种分离膜;由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负责研制乙种复合分离膜。这两种膜在当时是缺一不可的。为此，时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陆达亲自领导，由粉末冶金室(即四室)主任蒋伯范、副主任赵施格及赵维橙，专题负责人葛昌纯及副负责人王恩珂组成四室核心组，负责完成这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当时，葛昌纯已有英文、俄文基础，但为了方便阅读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文献和发明专利，他逼着自己学起了日文、德文、法文。葛昌纯解释说：“大家都以为我原先就掌握多种语言，戏称我是‘八国联军’。其实，我的德语、法语、日语都是在研制乙种分离膜初期逼出来的，通过自学和背记字典才初步掌握的。”当时，葛昌纯把麻将牌大小的外文字典塞在口袋内，以备在排队等车时利用空余时间随时拿出来背诵。就是靠着这种刻苦勤奋的精神，葛昌纯在短期内掌握了阅读多国文献的能力。
6、聂帅紧握住他“黑乎乎”的手
当时年仅26岁的葛昌纯作为粉末冶金室核心组成员和专题负责人，在没有专家指导、资料短缺、设备不足、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他带领专题组同事们不怕剧毒，不怕苦、脏、累，不分昼夜地战斗在分离膜研制的第一线。
时隔几十年，葛昌纯还清晰记得聂荣臻元帅专程来钢铁研究总院四室考察时的细节。当时他正和同事们在实验室工作。由于高压静电电晕场对于磁性金属粉末超强的吸附能力，导致整个屋子的墙上和每个人的全身都被染得黑乎乎的。聂荣臻进屋后，陆达院长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的葛昌纯工程师发明的。”聂荣臻紧紧握住葛昌纯黑乎乎的手，仔细询问了高压静电上粉的原理。忆及往事，葛昌纯说：“一位开国元帅，在百忙之中，深入到科研第一线，真是难能可贵!我当时特别激动。”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推导、计算、总结，葛昌纯带领专题组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7月率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分离膜—乙种分离膜。1967年8月作为生产总指挥，葛昌纯领导600多人组成科研生产队伍完成了乙种分离膜的全部生产任务，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先后给钢铁研究总院发来贺信。专题组又相继完成了丁种、戊种、己种复合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我国的“两弹一艇”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7、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葛昌纯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被国务院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张爱萍将军还为对原子能事业作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彭恒武、王承书和葛昌纯拍摄了珍贵的照片。
1966年10月1日，葛昌纯(左一)与王承书院士(中)、彭桓武院士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合影
1985年，在乙种分离膜正常运行20年之后，国防科工委和国家科委批准这个项目为国家发明一等奖，发明者共有葛昌纯、王恩珂等28位，其中葛昌纯是第一发明人。葛昌纯说：“我为这些成果能够最终为祖国国防现代化贡献一份重要力量，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8、"我的后半生将献给中国的核聚变和核裂变事业"
2000年，葛昌纯(左二)与时任国家副总理温家宝派来家访的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等的合影
葛昌纯曾说：“我的前半生主要献给了中国的核裂变事业，而我的后半生将献给中国的核聚变和核裂变事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葛昌纯继续当年分离膜会战时期确立的关键核材料研发方向，开始把精力投在受控核聚变堆服役条件最严酷的“面向等离子体材料”的研究上。
在核聚变堆材料中，面向等离子体材料非常重要。早在1996年，葛昌纯就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耐高温等离子体冲刷的功能梯度材料”的建议书。这项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支持，并被批准为“863项目”。“一定要自主创新。”葛昌纯坚定地说道，“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才能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第一批“863项目”完成验收时，此项成果获2000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9、推动中国加入"ITER"计划
面对诸多成绩，葛昌纯只是谦虚地说：“我和团队虽然在核材料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离‘为祖国创建一个一流的核材料研究所’的目标还相距尚远。我们当继续为此奋斗不懈!”葛昌纯还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2004年，葛昌纯在国家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ITER计划的论证会上，作了“抓住时机，参加ITER，加快我国核聚变能的研究开发”的发言。2006年5月，在科技部领导和包括葛昌纯等院士在内的多方推动下，我国终于签署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联合实施协定》，正式加入ITER计划。
10、"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成功"
1980年10月，葛昌纯申请到国际上公认的最规范、学术声誉最好的国际研究奖学金——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奖学金，于1980年10月～1982年2月期间，两次去德国从事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的研究。1983年3月葛昌纯获Dresden工大材料技术工学博士学位。
通过在德国工作学习的3年，葛昌纯逐渐产生了为祖国建立一个把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研究所的强烈愿望。回国后的葛昌纯几经周折，于1985年6月作为引进人才被调到北京钢铁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任教。他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粉末冶金教研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特种陶瓷粉末冶金实验室。
在北京科技大学任教的36年，恰逢改革开放，大学教学科研环境相对宽松，葛昌纯的学术人生实现了很大飞跃。据统计，他80%以上的论文是到北京科技大学以后发表的。对于葛昌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科研工作，一向以直言不讳、要求严格著称的国际陶瓷界先驱、Sialon陶瓷发明人K.H.Jack教授于1994年6月在访问葛昌纯的研究室后写的书面意见中指出：“葛教授已做了极好的研究工作……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成功。”
11、科技界的"拼命三郎"
葛昌纯的一生始终贯彻着“两弹一星”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培养着“又红又专”的人才。葛昌纯时刻提醒学生们：“中国的材料科学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赶上，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在培养学生方面，他时常讲：“谁都有第一次，要给予机会多锻炼，要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不怕失败，即使失败也要分析总结原因，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
在同行和学生眼中，葛昌纯学术生涯堪称辉煌，然而他却总说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葛昌纯每天都会在办公室伏案工作，而且准时出现在实验室，手把手地指导研究生。关键实验他一定要亲自参加指导，经常加班到深夜。博士生杨乐彪说：“好几次做实验到深夜时，我们劝葛老师回家休息，但他从来都坚持把当天的事情干完才走。”已年近九旬的葛昌纯，被同行戏称为科技界的“拼命三郎”。
葛昌纯(持鼠标者)与同事和学生在一起
对自己严苛的同时，葛昌纯对学生却很宽厚。每到毕业季他都会请学生一起吃顿送别晚餐;有生活困难的学生他会想尽办法帮助其解决困难;到了年底，表现好的学生都能拿到奖学金。已跟随葛昌纯学习5年的博士生赵波说：“葛教授待我们很和蔼，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每年都陪学生们去爬香山。一方面是去欣赏美景;另一方面，他是想让我们通过当地的历史资源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2、为了做顿饭，把天平搬到了厨房
葛昌纯和妻子夏元洛教授于1962年喜结连理，如今已相伴走过了60年。回顾大半生的科研生涯，葛昌纯十分感激妻子。他说：“她是我生活上的好伴侣，两个孩子的好母亲。同时，她更是我科研拼搏战斗中的好战友。”
1958年，葛昌纯和夏元洛在钢铁研究总院粉末冶金研究室相识。夏元洛说：“当年是组织上撮合的我们，那时我还觉得他有点‘书呆子气’，但陆达院长说‘人品好就行’。记得刚结婚时，他说要给我做饭，还按部就班地找来菜谱，然后完全按照书上写的加几克盐、几克糖，结果把天平都拿到厨房去了。我一看这情形还是我来做饭吧。婚后我们俩也是以事业为重，在孩子的印象里，周末就没有像别人的父母那样被带出去玩过。”
葛昌纯与夫人夏元洛教授在德国莱茵河畔合影
13、"成绩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从1960年开始，葛昌纯和夏元洛双双投入分离膜的攻坚战斗，前后长达15年之久。在乙种、丁种和戊种分离膜的成果中，夏元洛都是主要发明人(或完成人)之一。葛昌纯夫妇刚到北京钢铁学院时，在“地无一垅，房无一间”的困难条件下，夏元洛和葛昌纯一道创建起“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室”和“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开发中心”，并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和总工程师。
2001年11月，当得知葛昌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夏元洛第一次哭了，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葛昌纯说：“成绩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自1952年大学毕业后，葛昌纯已经在科研第一线战斗了半个多世纪。虽历经坎坷，但他从未改变“材料报国，追求第一”的初心。如今，在粉末冶金、先进陶瓷、核材料等新能源材料研究领域，都能看到这位科研老将活跃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