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核能政策比较（下）

但在当地遭遇强烈而持久的反抗时，政府也会动用防暴警察来实施镇压。因此，核能扩张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多样化的冲突史，这些冲突往往是暴力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核能产业的各种事故和相对频繁的丑闻，增加了大多数公众的“核过敏”，刺激了地方反核队伍的不断壮大，进一步延缓了政府核计划的实施。

例如，1995年在门州FBR发生的事故，1997年和1999年在东海村的后处理厂发生的事故;1981年在Tsuruga发生的工人过度暴露于核辐射的事故;1999年9月在东海村的后处理厂有两名工人因过度暴露而死亡;2002年8月，发现东电对核电站例行检查结果进行虚假报告;2004年，关西电机运营的一个反应堆的管道爆裂产生的热蒸汽爆发，造成5名工人丧生。调查显示，这段管道被人有意从安全检查表中删除，因此从未接受过检查。

1979年3月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和1986年4月乌克兰(当时属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与德国放缓核电推进政策不同的是，日本选择了继续新建反应堆，并增加了对核电技术和能源生产的财政支持。

2011年3月发生的福岛核事故由9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堆芯熔化。该事故让许多反核人士看到了希望，认为这场灾难可能意味着日本核能的“终结”，或者所谓的核综合体(日本称为“核村”)的结构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很多人都相信，核能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会大大降低。事实上，在核事故发生后的短期内，核能似乎将成为一种在日本没有前途的技术。

核事故后，所有核电站逐步关闭，两个月的时间内核电站全部停产。随后，在2012年7月重启首个反应堆。2013年9月，所有的反应堆再次停工，这次停工的时间约为2年。然而，这导致了化石燃料使用量大幅上升，燃料进口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这些不利影响证明了目前核能为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作出的积极贡献。

2012年当选的安倍政府成功地推动了核电的复兴计划，扭转了前任政府决定的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核电的计划，并在2014年重新启动了核反应堆。因此，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尽管大多数人仍然拒绝扩大核电规模，但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日本政府就作出了维持核电现状的决定，并将核电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主要支柱。日本的核电建设政策仅仅降低了目标，福岛事件前的计划是将核能提高到总电力供应的50%，这需要额外建设15座核电站。

而新计划则显示，力争到2050年使可再生能源成为日本的主要电力来源。而2030年的目标则没有变化，能源结构设定为核电占20%至22%，可再生能源占22%至24%，火电占56%。由于这届政府再次大力发展核能，因而备受争议。相比之下，国际能源署在最近对日本能源政策的分析中，建议日本如果要在203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就应该按照国际上的共识，重新使用核能。如果到2030年核能不能达到20-22%的目标，那么要想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弥补将“极其昂贵”。

届时，日本很可能要消耗更多的天然气和煤炭，这样就很难用国家的手段来达到控制温室气体的目标。日本已经在国际上做出了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减少26%。政府希望通过革新能源结构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核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比约为20%至22%。尽管如此，日本再次大幅削减核计划。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之前，日本的目标还从长远角度出发，将核电占电力供应的比例提高到50%。

从决策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力挺核能的，但对可能遇到的阻力也进行了评估。例如，日本原子能电力公司(JAPC)在2018年11月初最后一刻获得了位于茨城县的东海2号核电站的延期批准，再延长运行20年，该核电站在本月底就达到了法律规定的40年最高运行寿命，应该永久关闭。东海2号与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一样，都是位于东京以北约120公里处的沸水反应堆。而且，该核电站周边30公里范围内有96万居民，人口密集程度居“核村”之首。由于这是日本第一座商用核电站，东海市也被称为日本核能的发源地。由于有比较多的居民受雇于核电相关产业，因此很少有针对核电的抗议活动。

此外，日本核废料的储存和最终处置问题仍未解决。日本唯一的核废料处理设施位于日本北部青森县。于1993年建成，早已达到其能力极限。在德国，核废料处理的选址和决策流程非常复杂，是一个长期的、多方参与的过程，比日本的流程更为复杂，所以德国至今也没有走出一条有效的、可达成共识的发展道路。

然而，就两国的核能发展和相关政策而言，核能在德国将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主要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来实现能源生产绿色化。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受福岛核事故影响而大幅削减核能的使用，也没有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核电淘汰计划。对此的解释也可能是，日本的“核情结”很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岛核事故的可怕后果被逐渐淡忘。

“核情结”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东京电力公司和其他地区的公用事业公司。他们与政府官员、电力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与德国的情况相似，“核村”里也住着对核能感兴趣的媒体、学术团体和其他机构的成员。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反核人士并没有通过长期的、多样的政治活动成功地破坏“核村”，也没能成果利用福岛核事故实现最终淘汰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