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核能“自由主义”

核能自由主义指导下，国家可以直接支持个别项目，但私营部门在核能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在美国，核能由特定的能源发展战略指导，但它只具有指导性和特定性。

白宫或某些州不能要求私营机构自费建造确定的核电容量，也不能从经过认证的技术中间选择其中一种技术。政府不像那些奉行“核能绝对主义”的国家，通过政策决定来影响核工业的发展，而是通过经济奖励或抑制奖励的措施影响核工业的发展。与核安全、辐射安全和人身保护等相关的这样或那样的各种问题除外。

在“核能自由主义”的许多国家中，例如，加拿大，芬兰，美国这些国家，各地区和市政当局以及私营公司都参与核能的开发。但是，这一级别的权威部门在该行业中没有垄断权。国家对核能缺乏垄断权，是这些国家的另一个特征。确实，无论核发电行业中有多少参与者，私营机构都在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核燃料供应领域、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核电站基本设备的制造等领域也没有被政府垄断。

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尽管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核能的所有领域——从技术支持到发电——但在核能工业的民用部分中，国家参与程度比私人机构的参与程度要少。因此，在美国运营的61家核电站中，只有3家为联邦政府所有，其余的则属于数十家地方和市政机构参与的公司。在民用核燃料循环中，非国有企业也占据着主导地位(顺便说一下，它们在美国核武器联合体中也履行着重要职能)。在核电站设备市场上，不受国家政府控制的国内外供应商之间存在着竞争：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和东芝(Toshiba)、通用日立(GE-Hitachi)、B & W、阿海珐(Areva)、三菱(Mitsubishi)等。

国家机构发挥重要作用的例子之一是加拿大，加国政府只是在过去15年里才放弃了对核工业许多部门的垄断。现有核能发电的一部分重要资产仍然由各省控制。然而，非国家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非政府机构控制着布鲁斯电力公司(Bruce Power)中的布鲁斯核电站(Bruce NPP)，这是加拿大和整个北美最大的核电站。

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加拿大, 核燃料循环也不存在垄断: 铀勘探和生产中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参与者是Cameco和阿海珐(Areva)，以及Cameco和GE-Hitachi，它们在核燃料生产高水平上的竞争。最终，在本世纪初，国家(联邦政府)拒绝垄断国内反应堆技术的供应，工程控股公司SNC-Lavalin集团成为这一领域最关键的参与者。

与此同时，核电站的主要设备市场对外国供应商开放，外国供应商在其中 (汽轮发电机、涡轮机设备等的细分制造领域) 占据重要地位，并有机会进一步扩大领域，包括向加拿大供应商提供替代反应堆设计。另一个例子是芬兰，该国国有控股的富腾股份公司(Fortum jointstock company)拥有一些(但不是全部)核项目的重要部分，但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司持有。与此同时，国家在为核工业提供设备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关键核技术和生产基地来生产核电站的主要设备。

另外，非国有资本在西班牙核电工业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不同于美国、芬兰或加拿大，有外国投资者优先控制核电站的先例(资产很大一部分属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再看看土耳其，目前土耳其正在类似的自由主义道路上前进，允许外国投资者相互竞争。

核能的市场化水平，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区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受到电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和核电站的工作条件影响。在美国, 自从某些区域电力市场开放以来，所有新核电机组的建设或竣工项目都是在受监管的监管区域内进行的。在监管区域，核电站的所有者有机会签订长期的大批量合同，并保证将其大部分成本和投资的关税由国家监管机构批准。

加拿大电力行业的地区差异和市场条件差异也很明显，但它们对核电的影响却恰恰相反。例如，魁北克市场一直是加拿大监管最严格的市场之一。在该地区，发电能力过剩，并且大部分是廉价的水力发电。在这种背景下，多年来，在该省唯一运行的 “根蒂利(Gentili)”核电站的发电成本多年来一直在上升，如果进行重大检修(这是不可避免的)，该电站将无利可图。地方当局决定放弃核能;2012年，该核电站被关闭。

同时，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安大略省，新不伦瑞克省)，电力市场的自由化进一步发展，核能发电得以幸存，但它的盈利能力已经受到竞争形势的变化，需要付出高昂的大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