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一直是最清洁和最有效的发电方式之一。然而，1979年美国发生的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发生的福岛核事故——这三起重大核事故使公众对核电的安全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核能一直是最清洁和最有效的发电方式之一。然而，1979年美国发生的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发生的福岛核事故——这三起重大核事故使公众对核电的安全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3.福岛：管理层和监管者勾结形成的“人造”事故。
福岛第一核电站由六个轻水堆组成，由通用电气公司设计，东京电力公司(TEPCO)建造运营。 2011年3月11日，由于一场大地震，日本北部东海岸产生了15米高的海啸。1号、2号和3号机组正在运行，4号、5号和6号机组正在接受定期检查。 感应到地震，三个反应堆自动关闭。同时，地震导致反应堆外部电力完全丧失。虽然反应堆按设计关闭，但堆芯内裂变产物的放射性衰变继续产生热量，反应堆需要继续冷却。 应急柴油发电机本应在反应堆停电时向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供电，但海啸超出了核电站的防护海堤，淹没了装有应急电源的建筑地下室，包括柴油发电机组、配电系统，还有备用电池。导致大多数机组失去电力。
最重要的是，冷却系统失效，冷却剂事故导致三次堆芯熔毁，三次氢气爆炸，以及1号、2号和3号机组大量释放放射性污染物。 操作失误在福岛核事故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大部分责任必须由核电站运营商和日本核管理机构承担。
考虑到历史海啸数据，东京电力公司一再无视包括公司内部专家在内的估计，即核电站5.1米的海堤不足。在一份严厉的报告中，日本国民议会成立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发现，事故原因是可以预见的，东京电力公司未能达到风险评估、遏制附带损害的准备工作、制定疏散计划等基本安全要求。 委员会表示，“事故是政府、监管机构和东京电力公司相互勾结，以及上述各方缺乏治理能力。实际上，他们背叛了国家核安全。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起事故显然是“人为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监督不严，作为负责管理和促进核电工业的政府机构，该部面临着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 福岛紧急反应组织也受到批评。 委员会发现，该组织没有针对严重事故的应对措施。所有行动都必须事先得到不在反应堆现场人员的批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首相也必须批准关键行动。
委员会发现“政府、监管机构和东京电力公司管理层缺乏灾害准备和灾害应对的心态，无法有效应对这一范围内的事故。”当大约15.4万居民从周边社区撤离时，混乱、恐惧的情绪四处弥漫。 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居民对疏散的恐惧，源于监管机构多年来的疏忽，并且未能落实应对核灾难的适当措施。前几届政府和监管机构在危机管理方面也缺乏行动。” (后续改进)日本政府为促进核安全文化发展，确保日本核管理机构的独立性作出了重大努力。
2013年7月，日本政府为核电站制定了新的监管标准。截至2018年7月，事故发生时在运的54座核电站中，有5座核电站9座反应堆已经达到新标准要求。
4.经验反馈
简单了解上述事故过程就会发现，机械故障和操作失误是三起主要核事故的原因之一。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核工业和政府机构的管理和组织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缺乏独立的监管机构，以及经验反馈工作不足。 在反应堆获得许可证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都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 由于核事故的发生，三里岛核电站的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苏联并没有吸取三里岛核事故的教训。尽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成立了世界核运营商协会(WANO)，日本也没有吸取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 WANO的一个工作目标是，结束核电站只能在其公司或国家范围内运行的“幻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显示，核电站的每个事件都会影响到其他每一个核电站的运作，核安全是每个人的事。 然而，日本直到福岛核事故后才吸取这一教训。 幸运的是，许多国家已经修订了本国的核电发展计划，并采取了加强安全要求的措施，包括监管机构独立、更严格的安全标准、现代化反应堆替换过时反应堆，以及在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阶段加强安全措施。 人员培训制度已成为安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全文化原则现已成为基本原则。作为“经验教训”工作的一部分，辐射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应对计划已经更新。
国际核和放射性事件分级表(INES)是一种迅速向公众通报核和放射性事件和事故的安全重要的工具，也得到了更新。
同时，IAEA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系统，来收集核设施事故和发生的紧急状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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