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明：核电已经成为我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近日记者有幸采访了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廖伟明，下面将详细带您了解核电发展的演变历程。

　　观察者网：在进入大学以前，您对核电有了解吗?

　　廖伟明：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核电站，所以那时对核电完全没有概念。

　　观察者网：请您谈一下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习经历?

　　廖伟明：1980年8月26日，我正在前往大学报到的路上，传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消息，这一天也可以说是深圳特区的生日。我大学的专业是船舶核动力，方向是造核潜艇的。

　　观察者网：因何进入大亚湾核电站工作?

　　廖伟明：1984年，邓小平要求深圳要办好两件事，一是建好深圳大学，一是建好大亚湾核电站。当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正赶上大亚湾核电站首次大批从国内各高校招聘毕业生。我和同一届的80多人一起来到深圳，进了大亚湾核电站。

　　观察者网：能简单介绍一下“黄金人”项目吗?

　　廖伟明：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大陆首座百万千瓦级的商业核电站，在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时，我国除了资金短缺、技术匮乏等困难外，还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局面。当时国家是举全国之力来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从电力行业、核工业抽掉了各种专业人才，并从大学招聘了许多毕业生，但我国从未有过建设和运营核电站的经验。为了实现国家对大亚湾核电站“高起点起步”的定位，负责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决定用全世界最好的师资来培养中国的核电工程师。

　　1989至1990年间，公司先后分三批送出110多人到国外学习核电技术，平均每人培训费约130万法郎，约合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价值，由此被称为 “黄金人”。要成为“黄金人”，需要经历严格的挑选，并且在国内进行严格的法语和专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才能出国培训。

　　“黄金人”在前后4年多的培训时间里，要学习基础法语、科技法语、压水堆核电站的专业课程，模拟数百个操作场景，掌握10000多个知识点，经历300余场考试，每个科目平均2周考试一次，如有累计3次不及格，就会被淘汰。

　　“黄金人”的含义并非只代表了巨额学费，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这批人作为我国核电发展的“种子”，要发挥黄金一般的作用，不仅要把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和运营好，更要通过“传、帮、带”，把法国的核电管理经验、核安全文化等带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起完善的核电建设、运营管理体系，以及与之匹配的核安全文化体系，实现我国核电的自主化。

　　观察者网：第一次到法国，给您带来什么震撼?

　　廖伟明：1989年5月，我前往法国核电站学习。出国那天，我们特意被安排分乘两个航班前往巴黎，因为我们是我国核电事业未来的生力军，假如发生空难等危险，我们不至于全军覆没，可见公司对我们的珍视。

　　初次来到法国，感觉一切都很新奇，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国内的物质条件根本没法和法国相比。我当时在想，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发展到这个水平，而现在，短短3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全球瞩目。沧海桑田，转眼之间，这就是新中国创造的奇迹。

　　观察者网：能否聊一聊您在法国培训期间的经历?

　　廖伟明：我们到法国的新奇感、兴奋感，很快就被高强度的培训冲的无影无踪。我和另外6个人参加的是核安全工程师岗位培训，时间长达20个月。核安全工程师在核电站是个特殊的存在，既要精通运行技术，又要独立行使核安全监督职责，为核安全再加一道屏障。

　　在法国培训的方式很特别。每两周为一个培训单元，每个培训单元只给你两页纸的培训要求：告诉你这个单元要学哪些内容。整个学习过程，主要靠自己，自己去找资料，不懂就去请教别人。第二周的周五，每人都得提交一份法语写的技术报告。还有一个口试，测试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可不是走过场，如果两次考试不及格就必须终止培训、遣送回国，期间真有两位同事提早打道回国了。

　　这真是一段“魔鬼式”培训。压力山大呀!我们每天在St Laurent(圣·劳伦特)核电站里昏天黑地阅读法语文件和资料，跟着师傅下现场，逼着自己想尽办法把艰涩难懂的技术细节搞懂。

　　这20个月里，我们没回一次国。大家都很想家，但国际长途电话贵的要死，恨不得刚接通就开始倒计时。日子虽然过得单调、压抑和苦闷，但这20个月让我受益终生——通过这种高强度培训，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全面掌握了法国先进的核电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短时间内站到了世界核电的前沿。

　　观察者网：“黄金人”回国后，你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廖伟明：我们回国后，立即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大亚湾核电站机组投产后最中坚的技术力量，让大亚湾核电站的管理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随着电站运营业绩和水平持续上升，大亚湾更是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

　　世界核营运者协会(WANO)指标是衡量核电机组运行业绩的国际通行标准，2018年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机组72项指标中，共计54项指标达到世界前1/4的先进水平，其中49项达到世界前1/10的卓越水平，业绩世界领先。在法国电力集团(EDF)组织的国际同类型核电机组安全业绩挑战赛中，大亚湾核电基地累计获得39项次第一名，是获得第一数量最多的核电基地。大亚湾核电基地的岭澳一期1号机组连续14年无非计划停机停堆，截至目前已连续安全运营超过4800天，位居国际同类型机组世界第一。大亚湾核电基地已经成为国际核电行业的明星基地，成为展示我国核电建设和运营能力的窗口。

　　同时，“黄金人”成为了我国核电发展的“种子队”。从大亚湾核电站开始，我国核电开启了裂变式发展，如今中广核已有六大核电基地，在运机组达到24台、在建4台，规模居国内第一、世界第三。这一切，都始于大亚湾核电站，大亚湾因此成为我国核电裂变式发展的人才摇篮，为各新建电站带去急需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大亚湾共为台山、阳江、红沿河、宁德、防城港等核电基地输送技术骨干超过2000名，并为其他核电基地培养运行、维修、工程技术等领域关键技术岗位人才超过4000名。

　　同时，大亚湾核电基地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管理输出”，将管理和技术进行标准化，形成大修、生产准备、人才培养等核心领域的标准包，使大亚湾核电基地作为标杆电厂，经验能在各核电新基地得到复制和运用，帮助其提升运行水平。

　　观察者网：您从法国回来后，后来还回去过当时培训的核电站吗?

　　廖伟明：有。核电管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全世界的核电站都要通过专业组织交流、对标，其中世界核营运者组织(WANO)就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相当于全球核电界的“联合国”。

　　2011年初，WANO问我，是否愿意作为总结代表参加对法国圣·劳伦特核电站的同行评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这于我有一层极特别的含义：在阔别21年之后，以专家和评审者的身份重返自己当年实习和培训的电厂，重返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体验。

　　那次故地重游，我专门去拜访当年的师傅Lalleron。师傅已经退休几年了，见面时特别高兴，居然找出我当年实习时写的最后一份报告，并作为礼物送还给我。这份3页的报告保存得很好，字迹清晰，还有师傅的标注。

　　我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道：“这二十个月因此注定在我人生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纪念与回忆，尽管这段时间太长、太艰难了，但是值得!”看着当年写下的文字，我不禁感慨万千。

　　师傅还带我去参加一个老年俱乐部的聚会，他老人家骄傲地向那些退休伙伴介绍我：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电厂带的一个中国徒弟，现在我这徒弟可有出息了，是中国核电站的老板。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当年，年轻的我们从大亚湾起步，如今却和世界核电同行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并肩论道。

　　观察者网：从您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核电站运营业绩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那么，我们中国目前在在国际核电领域整体处于什么位置?

　　廖伟明：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约占世界在建核电机组的四分之一，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核电市场。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核电发展已经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营”，国产化率已经接近90%。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其安全性与国际主流三代技术一致，而经济性更具竞争力，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具备了与世界核电巨头同台竞技的能力。

　　2015年10月21日，在习近平主席和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见证下，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投资协议，“华龙一号”由此进入英国，这是我国核电技术首次进入西方发达国家。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建设商业核电站的国家，也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进入英国，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受到了国际核电市场的认可。想当年，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是法国技术、英国的核电设备建设，而30多年后，我们和法国企业共同为英国建设其20多年来首座核电站，这种变化就是几代核电人不断努力、奋力拼搏的结果。

　　出口一座华龙一号核电站相当于出口200架中型商业客机，并将带动我国装备制造业5400多家企业“走出去”。从“引进来”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到“走出去”到英国建设核电站，核电已经成为我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也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伟大成就的缩影。

　　还有一个事件可以折射出我国核电的核心竞争力。广东台山核电站是中法两国能源领域在华最大的合作项目，其中1号机组于2009年开工建设，2号机组于2010年开工建设，分别是全球第三、四台开工建设的EPR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比芬兰和法国的机组分别晚了4年和2年。但2018年12月，台山核电1号机组投入商运，成为全球首台商运的EPR核电站。今年9月，在新中国7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台山2号机组也具备商运条件，成为全球第二台商运的EPR三代核电站。

　　台山核电后来居上，受到了全球核电界的瞩目。2018年1月9日，习近平主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人民大会堂为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成为EPR全球首堆工程揭牌。我曾经在台山核电站工作过好几年，看到台山核电率先建成发电，我由衷地感到激动，台山核电项目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核电建设领域的实力，为世界范围内同类型机组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上的宝贵经验和方案。

　　观察者网：能介绍一下在英国的“华龙一号”核电工程项目吗?

　　廖伟明：英国核电项目是目前我国核电企业走出去的最大成果，是涵盖三个项目、两种技术的一揽子合作项目，被习近平主席称为“中英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将共同投资兴建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HPC项目)，并共同推进塞兹维尔 C(SZC项目)和布拉德韦尔B(BR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目。

　　其中，HPC项目和SZC项目将采用法国的EPR技术，由EDF控股、中广核参股建设，而BRB项目则由中广核控股，采用中国自主技术“华龙一号”。2017年，HPC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建设，而华龙一号在英国开工建设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拥有备选厂址，一个是技术通过英国核安全监管机构的通用设计审查(GDA)。目前，中广核正在有序开展BRB厂址的勘探工作，以及华龙一号GDA。

　　英国核电市场是全球核电行业的制高点，进入英国市场能够大幅提升中广核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有利于中广核进一步开拓全球潜在核电市场，有利于深入推进全球核电行业发展、清洁能源供应、以及绿色低碳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核电技术将随着“一带一路”扬帆远航，为点亮更多国家和地区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观察者网：东北建设核电站时间较晚，基于什么考虑?

　　廖伟明：东北规划建设核电站其实很早了。1978年，红沿河核电站就开始了厂址筛选工作，这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选址几乎是同步的。1995年，原国家计委批复了项目建议书，但1996年国家核电建设规划调整，原定于红沿河的核电项目转移到了江苏连云港，红沿河再次沉寂下来。2003年，红沿河项目重启，并于2005年12月正式签订投资协议。

　　红沿河核电站目前是东北唯一的核电站，对于改善辽宁能源结构、为辽宁沿海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观察者网：德国、韩国等国家正在放弃核电，为什么中国还要大力发展核电?作为清洁能源，核电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和未来发展布局是怎样的?

　　廖伟明：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核电等清洁能源，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艰巨变革。现阶段，我国能源供给侧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煤炭的消费比重仍然高达59%，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仅仅占据14.3%。能源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导致环保问题日益突出，虽然近几年来状况持续改善，但北方地区在供暖季仍受到雾霾的持续困扰，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性问题。抓紧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逐步替代高污染、高排放的化石能源，是加快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而核电具有稳定、高效、经济的特点，是成为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选择。

　　其次，在2015年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要达到这一目标，核电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才能有效支撑。

　　再次，虽然有个别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弃核的目标，但目前全世界有近40个国家提出了新建或续建核电站的计划，特别是像英国、美国等西方大国近几年都重启了核电建设，这说明世界各国对核电仍然是认可和支持的。国际能源署(IEA)和经合组织核能署(OECD-NEA)预测，按照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到2050年，全球核电装机将达9.3亿千瓦，是现在全球核电装机容量4.02亿千瓦的2倍多。

　　基于此，我认为核电在我国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它将成为我国多元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成为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