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公众对核电安全性的担忧和“邻避效应”日益凸显。公众的担忧和核恐惧是核电发展的制约因素，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恐核心理，核电“邻避效应”日益凸显。2015 年8 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作的2600余份有效调查问卷中，60%的受众表示未被告知核电的安全性。在受访的人群中，表示支持核电发展的人并不希望核电站建在自己家门口。近年发生的广东江门“反核燃料厂事件“、江苏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说明民用核设施的“邻避效应”依然严峻。公众对核电的理解及支持已经成为核电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减少并消除人们对核能利用的担心和恐惧，已成为核电发展的重要制约。
二是建设拖期、部分标准缺失导致核电建造成本高，经济性受到影响。核电项目投资巨大，建造周期长，从建设到并网发电，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工期延误和投资成本上升。据《原子科学家公报》报道，2017年全世界在建的55座核反应堆中，有60%面临延误和预算超支。第三代核电建设普遍出现了工期延误，芬兰和法国的EPR 项目和美国AP1000 项目均出现超支和工期延误，给阿海珐和西屋公司造成重创。中国的第三代核电建设也出现工期延误、建造成本增加等问题，对首批三代核电的经济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部分涉核标准缺失，导致成本增加。一些制造工艺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材料标准要求不断提升，以及核电常规岛部分远高于煤电建设标准等情况，安全冗余度越来越大，无形中抬高了设备制造、核电机组建造和运行成本，使得核电的市场经济性面临着日趋艰巨的挑战。
三是利用小时数、交易电价下降给核电发展带来压力。中国经济和电力供求关系进入了新常态，竞价上网、限制上网电量等措施的实施，使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下降，降低了核电利用水平，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2017 年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7089 小时，设备平均利用率81.14%，红沿河、昌江、防城港等核电机组设备利用率较低，部分机组设备利用率低于70%。2018 年核电设备利用小时为7184 小时，同比提高95小时。与2017 年相比，大部分省份核电利用小时有所提高，仅江苏和广东分别下降268和1053小时。核电与其他形式电源在电力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电量比例逐步上升。部分核电企业2017 年市场电量为20%左右，个别省份(福建)接近50%。核电交易电价既低于核电标杆电价，也低于煤电标杆电价，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四是投资主体的局限性制约了核电发展。目前，除中核、中广核之外，国内五大发电集团或多或少涉足核电产业，其中，国家电投走的靠前，拥有了自己的三代非能动系列技术，华能控股建设高温堆，大唐、华电、国电也参股投资了不少核电项目。可以说，五大发电集团对核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十几年的努力，开发了不少核电厂址，但仍未实现控股压水堆项目的突破，耗费的财力是巨大的。常规电力与核电有区别，但也有共性，它们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都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能源工业的中心。核电可以充分借鉴我国电力市场体制改革四十年的经验成果，重点应该坚持市场化取向，在深化改革中解放思想，开放投资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推进核电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化。这对加快发展核电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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